我们要长久地凝视河水

直至重新认出对方

在泰戈尔之后，读短诗成为一种时髦。我们的生命将被分开，我们的爱将被忘记，有时爱与不爱都是如此矫情与不甘。

保罗·策兰像他的前辈卡夫卡、茨威格一样，身上也流淌着犹太人的血液。卡夫卡的变形世界与茨威格两撇小胡子，感慨神秘命运莫测，无时无刻不在传递着对未知的恐惧。

“有时，天才会变得黑暗，沉入内心的苦井…”，1970年的某一天，诗人保罗·策兰跃下了巴黎塞纳河上的米拉波桥，完成了他的死亡赋格曲。

雾霾似乎散尽，阳光明媚的午后，谈论死亡，诗歌中的死亡，倒显得慵懒几分。有时候，谁都自以为是的，那些潮起潮落的废话，保罗·策兰已经以絮絮叨叨的方式进行抵抗，直至落入无言与沉默。

朗读，抑或在心里默念。找一个空旷的房间，大声地念保罗·策兰的《死亡赋格》，光与影碎成无数深蓝的词汇，撞到铺满鲜花的窗台，眼睁睁地夕阳重复，光阴落下。

“那朵被你唤醒的光线，溅着水花移过来，上面浮着一颗果实，多年前你曾咬过它一口。”

保罗·策兰在给一位友人的信中写道，“我要告诉您，一个犹太人用德语写诗是多么的沉重。我的诗发表后，也会传到德国——允许我跟您讲这样一个可怕的事情——那只打开我的书的手，也许曾经与杀害我母亲的刽子手握过手…但我的命运已经注定了：用德语写诗。”

历数国内当代诗人之死，从郭世英到海子，从顾城到戈麦，从蝌蚪到昌耀，食指活着早已成了某个意义的惊弓之鸟。

诗歌的抗争意义，无论是对政治还是生活，如今都已经荡然无存了，不过诗人的卑微是每个时代的黯然，抛开性格的讨论，就顾城的艺术价值而言，他是出色的。

顾城诗歌早就透露出死亡的意向，《墓床》后来被民谣歌手万晓利改编吟唱，“我知道永逝的来临并不悲伤/松林中安放着我的愿望/ …人时已尽，人世很长/我在中间应当休息…”，看样死亡于顾城，似乎有一种宿命的感觉。

作为幸存者和逃亡者，保罗·策兰始终活在奥斯维辛后遗症之中，对于这样的“重伤者”来说，任何一点伤害，一个不友好的眼神，都是灭顶之灾，往往生不如死。

譬如他和英格褒•巴赫曼之间的恋情，悠长难以咀嚼，反噬寂寥，长达二十年的书信，结集为《心的岁月：策兰、巴赫曼书信集》。

写情书是个奇妙之旅，可是当下显得分外多余，即使能充满爱欲的曲曲折折一字一顿涂鸦的文字，也不知倾吐给谁，即便偶尔为之，心情和对象皆佳，若是不能心灵感应，那张啰啰嗦嗦的信笺，可能随之贻笑大方。

“对于你来说，我是谁，在这么多年之后？”

或许对于保罗·策兰而言，英格褒•巴赫曼更像一只忙着驱赶死亡、带来生命的“手”，除了情书，她还要为爱人造一条诺亚方舟，一条爱情方舟。

然而她高估了爱情的力量，方舟失败了，洪水胜利了，黑暗来临，保罗·策兰自己“选择了孤独而无名的死亡。”

【油画：Burtasenkov阿列克谢（俄罗斯）】

- The End -

【花花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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