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广平：此中甘苦两心知
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的民族英雄。”——毛泽东（无产阶级革命家）
“我们的作家都像鲁迅一样就太好了么？完全不见得。文坛上有一个鲁迅那是非常伟大的事。如果有五十个鲁迅呢？我的天！”——王蒙（共和国前任文化部长，当代著名作家）
以上言论均是对鲁迅先生的不同角度的评价，我无法定义谁对谁错，我反而觉得正因有如许对待同一事物的不同理解，才使得鲁迅的生命在其逝世多年之后仍能让读者觉得未曾远去犹在眼前。
但是今天我要写的这个人，不是鲁迅，而是他的爱人——许广平。
许广平是鲁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1923年秋天，鲁迅应好友许寿裳之邀，在此授课。
许广平后来在描述初次见到鲁迅时的场景时这样写道：“突然，一个黑影子投进教室来了，首先惹人注意的便是他那大约有两寸长的头发，粗而且硬，笔挺的竖立著，真当得‘怒发冲冠’的一个‘冲’字……人又鹘落，常从讲坛跳上跳下，因此两膝盖的大补钉，也遮盖不住了……小姐们哗笑了！‘怪物，有似出丧时那乞丐的头儿’……当那笑声还没有停止的一刹那，人们不知为什么全都肃然了。没有一个人逃课，也没有一个人在听讲之外，拿出什么东西来偷偷做。钟声刚止，还来不及包围著请教，人不见了，那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许久许久，同学们醒过来了，那是初春的和风，新从冰冷的世间吹拂著人们，阴森森中感到一丝丝的暖气。不约而同的大家吐了一口气回转过来了。”
此后，许广平沉浸在鲁迅上课的风采和学识中，她不仅回回听课都坐第一排，有时更是听得忘形而大胆直率地进行提问。想来，许广平对鲁迅朦胧的情愫大约就是在这每周30多小时的中国小说史的课堂上慢慢滋生出来的。
而让他们之间真正开始产生交集的是当时女师大的一起著名的学生事件“驱杨运动”。
（许广平）
1925年3月11日，女师大发生了反对校长杨荫榆的学潮，作为学生自治会总干事的许广平正是学潮中的骨干。为了解除内心的迷茫和困惑，探讨中国女子教育的前途，她主动给鲁迅写了第一封信。
信中，她这样写道：“ 鲁迅先生：现在执笔写信给你的，是一个受了你快要两年的教训，是每星期翘盼着希有的，每星期三十多点钟中一点钟小说史听讲的，是当你授课时，坐在头一排的坐位，每每忘形地直率地凭其相同的刚决的言语，在听讲时好发言的一个小学生……现在的青年的确一日日的堕入九层地狱了!或者我也是其中之一……先生!你虽然很果决的平时是，但我现在希望你把果决的心意缓和一点，能够拯拔得一个灵魂就先拯拔一个!先生呀!他是如何的‘惶急待命之至’!敬候 撰安！谨受教的一个小学生许广平 ”
鲁迅在收到这封信当日，即提笔回信说：“广平兄：今天收到来信，有些问题恐怕我答不出，姑且写下去看……所以我的意思，倒不如在都市中，要堕落的从速堕落罢，要苦痛的速速苦痛罢……以上，我自己的办去〔法〕说完了，就是不过如此，而且近于游戏，不像步步走在人生的正轨上(人生或者有正轨罢，但我不知道)，我相信写了出来，未必于你有用，但我也只能写出这些罢了。鲁迅 ”
自打这第一封信起，鲁迅与许广平的书信来往逐渐频繁起来。
鲁迅后来将他与许广平的信件收录整理，出版成一本书，名为《两地书》。
《两地书》共收录信件一百三十五封，结集了1925年3月至1929年6月两人的各类通信，从这本《两地书》中，不难看出鲁迅与许广平两人感情发展的脉络。
书中第一部分收录地址为北京，这一部分两人所谈内容基本围绕女师大的各种运动，不涉及男女感情；第二部分信件地址为厦门与广州，此时两人已互诉爱慕，鲁迅甚至出现过一天写三封信寄给许广平的情况，并且有时在信件中还会嗔怪许广平回信太慢，这段时期二人的情意溢于言表；第三部分是北京与上海之间的通信，多为家书，所谈较多生活琐事，互为体贴关爱。
说起来似乎容易，但实际上鲁迅与许广平的爱情之路走得并不顺畅，甚至可以说曲折坎坷，荆棘丛生。
1906年7月6日，光绪三十二年，在绍兴鲁镇的周家，正热热闹闹地举办着一场旧式婚礼，新娘穿着中国传统的大红喜服戴着红盖头被身边人搀扶着进了门，新郎戴着一头乌黑发亮的假大辫子，穿着旧式长袍，头戴红缨礼帽，神情木讷，面无表情。二人在众人的拥簇中完了婚。
新婚之夜，新娘静静守候在新郎一旁，但是新郎自始至终没有和她说过一句话，他甚至未曾看她一眼。漫漫长夜，新郎兀自在书房看了一整夜的书，天一亮，便起身离开。第二日，新郎便搬去母亲房中睡了。
新郎是鲁迅，新娘是他的原配夫人朱安。
朱安长得不算好看，大大的额头朝前突着，瘦长扁平的脸颊上生有一只肥硕的鼻子，身材瘦小，还比鲁迅大了三岁。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新思潮的引领者，很难想象鲁迅竟会娶了朱安这样大字不识一个，只知封建三纲五常的裹着小脚的女人。然而，这确实是事实。而这起无爱婚姻的诞生来自于鲁迅母亲的一封家书。
时间回溯到1906年春。此时，正在日本东京进行公费留学的鲁迅突然间接到一封家书，家书里说鲁迅的母亲得了重病，恐不久于人世，因而很想见一见自己的长子，希望鲁迅能够火速赶回老家，以使母子团聚。
孝顺的鲁迅见到这封家书，立刻十万火急赶回中国，结果到家之后迎接他的并不是家书中病重的母亲，而是一场早已预谋好的婚礼。
得知这一切都只是一场骗他回来的伎俩，鲁迅并没有说什么，而是遵从母亲的心愿，与母亲钦定的儿媳成婚，三天期满之后，鲁迅便立即离开重返日本求学。当他离开家门的时候，有人问他：“这刚娶了娘子就走啊？”鲁迅讪笑一下，说道：“不是我娶娘子，是老太太在娶媳妇。”
然而性格刚烈的鲁迅何以如此听从母亲的安排，娶了一个与自己完全不相称的夫人呢？这就要说到鲁迅身上“侍母至孝”的性格和“寡母抚孤”对他的影响。
鲁迅祖上家境殷实，历代为官。然而到了父亲周伯宜这一代，却出了一个考场舞弊的事件，事发之后周伯宜被捕入狱，当时鲁迅只有十三岁。周伯宜先是被判死缓，而后改为无期，最后于鲁迅十六岁时死于狱中。
小康之家遭此突变，家族的重担落在了鲁迅母亲身上。鲁迅身为长子，从小就目睹母亲为了一家生计所做的努力和付出，对母亲感念敬重，并由此产生“寡母抚孤”的情结，对母亲更加孝顺心疼。因而，母亲在鲁迅心中的地位是无可撼动的，为了让母亲生活顺心，他选择放弃自己的爱情，接受无爱婚姻。
（朱安）
后来鲁迅的好友许寿裳在《鲁迅传》里揭秘了鲁迅母亲当初突然骗鲁迅回乡的原因：“有一天，我和鲁迅在街上，看到一个日本妇女手里抱着一个小孩儿，身边还跟着两个小孩儿，我们就热心的帮这个妇女抱了一段孩子。”
这一幕不知怎么被传回绍兴，越传越离谱，传到鲁迅母亲耳朵里时已经变成了这样的版本：鲁迅不仅在日本娶了妻，还生了孩子。鲁迅母亲这才慌张之下以病重骗得鲁迅回来，迅速成亲。
未曾退婚的原因还有两个，一是在绍兴，被退婚的女人将一辈子遭受耻辱，再难嫁人；二是鲁迅以为自己在当时的反清运动中一定活不长久，既然如此不论娶的是谁，都无所谓了。这些原因，让他甘愿放弃自己的个人幸福，娶了一个不爱的女人。
而面对这一切，鲁迅曾说过这样的话：“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个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应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1909年，鲁迅回国，不得不开始和朱安共居于一个屋檐之下，面对这个一点感情也无的名义上的夫人，他选择了分居。鲁迅自己住一间屋子，朱安和母亲住在一起。白天他们一同吃饭，晚上却从来不共处一室。他依然不与她讲话，仿佛她只是寄居于家里的陌生人。
对于鲁迅，朱安是渴望接近他的，她希望为他操持家事，生儿育女，她希望鲁迅能够真正接受她。
嫁给他之前，她得知大先生不喜欢裹小脚的女人，于是特意穿了一双大大的婚鞋，婚鞋里塞满棉花作填塞，结果下轿的时候一脚踩空，鞋子滑落下来露了馅儿，她紧张不已，生怕被他看见鄙夷。婚后三日，他便离家而去，她在心里安慰自己，等到他回来，一切都会变好。结果一晃三年过去，回来的这个人依然是板着脸冷着眼，目光从未落在自己身上。同样的，他也依然不碰她。
人是回来了，只是一切都没变好。
邻居的小姑娘不解地问：“大师母，您难道不喜欢孩子吗？”她知道这是问她为何还不生育，她落寞的叹口气，说道：“大先生连话都不跟我说，怎么可能会有孩子呢？”
无爱便无性，没有感情就绝不屈服于欲望，这是鲁迅的爱情观，也是当时的他在感情里唯一可以自己决定的事情。他一直坚持到四十多岁，直到遇见了许广平。
“神未必这样想”是英国诗人勃朗宁一首诗的标题，是鲁迅当年在女师大讲课时讲给学生听的。
里面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故事的男女主人公是忘年恋，男人比女人大很多岁，男人因为年龄差距一直不敢同女人结婚。十年后，女人委身于一个自己不爱的男人，男人依旧单身，交往了一个女演员。结果四个人都很不幸。男人这时候才明白，或许他当初的顾虑才是违背神明的意愿的，因为，神未必这样想。
鲁迅当时在讲课的时候，一定未曾想到，就是这样一则故事，给自己昏暗无光的感情生活带来了新的生机。
1925年10月20日，鲁迅和许广平正式相恋了。当二人的感情因长久的陪伴和精神的交流而日渐浓厚之时，大胆果敢的许广平向鲁迅表达了自己内心炽热的情感。
对于许广平的表白，鲁迅慌了。他第一次体会到爱情降临的滋味，年少时对爱情的期待和遐想在他心中悄然复苏。但是他又实实在在明白自己与许广平之间的距离。他给不了许广平名分，更不能耽误她的青春。
所以他拒绝了。
他向许广平历陈自己种种不配的理由，并问说：
“为什么还要爱呢？”
“先生，你会真的不懂得爱情吗？你真要为这旧世界牺牲掉全部的生命吗？”
"不，是我不敢，我自己明白各种缺点，生怕辱没了你。”
“可是神未必这样想。”
他说她中毒太深，自己却愣了许久。当许广平握住鲁迅的手的时候，他停顿了一下，终于缓缓回握她的手，说道：“你胜利了。”
（鲁迅和许广平合影）
他们的结合，更像是私定终身。恋爱着的两个人，刨除种种现实的顾虑，自在大胆地相爱着，任何人也不伤害，也无意伤害任何人。然而在那样风云变幻的时代，在种种的道德压制下，这种自由结合终于还是被当做离经叛道的歪风邪气传开了去。结果不出所料，外界的挖苦抨击如大雪袭城，让人浑身刺冷。
我看民国文人的感情，每每觉得讽刺可笑。口中说着与原配没有感情因而寻花问柳流连风月的文人一抓一大把，不见谁真的管住了自己下半身的冲动而不碰原配夫人的。照样是那一边说着不爱，这一边生儿育女。在感情和欲望方面，鲁迅显然比这些伪圣人的境界高出太多。
在当时的社会，鲁迅与许广平的这种结合像一根利刺，直接刺向那些伪正义道德评判家们的胸口。所以这些在原来的阵营里可能水火不容的人，反倒在对付与大环境不相容的鲁迅身上迅速地团结在一起，口不积德手不留情。
鲁迅的学生这样写文讽刺他：“鲁迅先生，昨与某某诸人同席，二人宣称先生讨姨太太，弃北京之正妻，而与女学生发生关系，实为思想落伍者，此事关系先生令名及私德，彼二人时以为笑谈资料。后学周伯超上言。”
学生的冷嘲热讽尚且不算什么，真正让鲁迅大为光火的是1930年4月17日登载在《益世报》上的一篇文章。
该文这样写道：“世间称四十左右曰危险时期，对于名利，特别是色，时常露出好些丑态，普通男女私情我们可以不管，但如见一个社会栋梁高谈阔论女权或社会改革，却照例纳妾等等，那有如无产首领，浸在高贵的温泉里，命令大众冲锋，未免可笑，大家应当留心，不要上当。”
这篇文章在众多言辞激烈的讨伐文中原本并不出挑，但引起鲁迅愤然的是这篇文章的作者，鲁迅的亲弟弟，周作人。
外界的不理解加上冷嘲热讽，并没有击垮这对恋人。许广平坚强不屈的性格更使她坚定不移地与鲁迅携手走在一起，丝毫不惧压迫不畏风雨，“心换着心，为人类工作，携手偕行。”在散文诗《风子是我的爱》中，许广平将自己的感情尽情表达：“即使风子有它自己的伟大，有它自己的地位，藐小的我既然蒙它殷殷握手，不自量也罢！不合法也罢！这都于我们不相干，于你们无关系，总之，风子是我的爱……”“风子”即指鲁迅。
鲁迅后来在《两地书》的序言中，这样说道：“回想六七年来，环绕我们的风波也可谓不少了，在不断的挣扎中，相助的也有，下石的也有，笑骂污蔑的也有，但我们紧咬了牙关，却也挣扎着生活了六七年。其间，含沙射影者却逐渐自己没入更黑暗的处所去了，而好意的朋友也已有两个不在人间。我们以这一本书为自己纪念，并以感谢好意的朋友，并且赠我们的孩子，给将来知道我们所经历的的真相，其实大致是如此的。”
许广平自幼性格叛逆，做事颇有主见。她不愿缠足，就和父亲斗争，使得父亲最终服软；她要和男孩子一样读书上学堂，自称诗人的父亲起初不同意，后来也拗不过她态度坚决由她去了；然而她最出名的事例当属拒不听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爱情婚姻皆由自己做主，与刚出生就缔结婚约的马家解除约定，北上求学。
翻看现存的照片可以发现，许广平长得并不漂亮。五官端正，沉静朴素，无惊艳之姿，但让人舒适。
与鲁迅恋爱之前，她便做好了准备，当时，她跟鲁迅所能选择的唯一的结合方式，就是同居。
许广平后来对此说道：“我们以为两性生活，是除了当事人之外，没有任何方面可以束缚，而彼此间情投意合，像同志一样期待，相亲相敬，互相信任，就不必要任何的俗套。我们不是一切的旧礼教都要打破吗？所以，假使彼此间某一方面不满意，绝不需要争吵，也用不着法律解决，我自己是准备着始终能自立谋生的，如果遇到没有同住在一起的必要，那么马上各走各的路。”
且不说这段话是否含有心酸的成分，单论许广平对这段关系的认识程度和期许，便足够让我欣赏。爱，但不附着；在一起，但不消耗；知道感情的最好状态，也同样能够面对分离和破碎，进退怡然。即便是放到当今社会，这种态度也依然是两性关系的一根标杆。身处民国时期的许广平，已经走在了二十一世纪许多女性的前面。
还是恋爱的时候，鲁迅和许广平分隔两地。鲁迅在厦门，许广平在广州。这段时间，是恋爱孕育发酵的时期，鲁迅在信里发誓般地告诉许广平，“听讲的学生中有女生五人，我决定目不斜视，而且将来永远如此，直到离开厦门。”许广平看了信，直笑幸好这样幼稚的信件没有别人看到。
恋爱中的鲁迅几乎天天都要去学校邮政代办所等信，量得学校至代办所距离八十步；他还经常半夜翻越栅栏将信投入所外的邮筒中，被许广平嗔怪“傻气的傻子”，命令他不许半夜投信，怕有危险；许广平给他寄了一个包裹，他打开一看，是一件许广平亲手织就的“温暖牌背心”，他立即穿在身上，拍了一张照片，在回信里说：“背心已穿在小衫外，很暖，我看这样就可以过冬，无需棉袍了。”
在之后的信里，许广平开始叫鲁迅“小白象”、“MY DEAR TEACHER”,而鲁迅则称她为”乖姑“、”小刺猬“。据说《两地书》中，还有许多”darling””honey”的甜腻词汇被隐去了，换上了比较庄重的称呼。
一想到一脸严肃禁欲气质的中年鲁迅眯着笑眼写出如此多情的话语，我就要感叹一番爱情力量的伟大。谁能想到一个随时都会撸起袖子跟人争执的暴躁男人居然会在一个小自己许多岁的女学生面前如此柔情似水，架子全无？
（两地书）
1927年10月30日，鲁迅和许广平在短暂分开之后，齐聚于上海，开始了他们的同居生活。此时二人还不便公开恋情，鲁迅对外称许广平为自己的助手，在这座三层的小楼里，鲁迅住二楼，许广平住三楼。
1929年，许广平意外怀孕，孕期五个月的时候，鲁迅陆续向朋友们公开两人的关系。而许广平怀孕的消息让鲁迅母亲鲁瑞非常高兴，同居生活得到母亲默许。
9月26日，许广平临产，住进医院。手术途中许广平难产，大人和小孩只能救一个，医生告知鲁迅实情，鲁迅没有丝毫犹豫坚决地告诉医生救大人。结果手术转危为安，大人和孩子都活了下来。
许广平后来出院，回到家中，惊喜地发现鲁迅按照育婴要求将家中一应家具重新布置清洗，而在往常，鲁迅是从来不操心这些家庭琐事的。
之前看一些相关的文章资料，对鲁迅与许广平感情的评价，基本分为两派。一派赞扬其二人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和忘年之恋的精神；另一派指责鲁迅对许广平并不够好，在这段感情里许广平也并不幸福。
诚然，要说许广平不幸，似乎是有理有据的。
恋爱是她主动提出，也是她主动握着那双粗糙的手，告诉他，他可以爱；她小他17岁，而他的身体又不怎样好，未来总是预料不清充满动荡；因为原配夫人的问题，她放弃了名分，甘愿做一个隐身于他身边默默为他奉献的女人；刚刚恋爱的时候，鲁迅还带她一同去杭州游玩，还会为了照顾她的近视为她买最好的电影票，可是在一起之后，这些事情是几乎没有了，她想去公园走走，他却说公园嘛，就是进了大门，左边一条道，右边一些树；共同生活之后，鲁迅喜欢北方口味，许广平曾建议每月十五块钱请个厨子，当时鲁迅一月的工资为两百，但鲁迅觉得贵，可以把这笔钱省下来做其他事情，于是许广平又担起了煮饭婆的重任……
这许许多多的琐事，似乎证明了鲁迅消逝的爱和过度自我的本性，也似乎证明了许广平感情生活的不幸。
但这些真的足以证明许广平生活得如此不幸福吗？
当初握紧鲁迅的双手，决定冒天下之大不韪而追求爱情的时候，许广平难道一丁点也未预料到以后的生活吗？他们相恋的时候，她已经27岁，与鲁迅相识两年。此前，她曾为自己力争婚姻自由，并且拥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初恋，在感情上，她显然比鲁迅感悟更多也更加成熟。这样一个女人，即便是被爱情所引诱，也依然在内心保有自己的一份坚持。食得咸鱼抵得渴，鱼与熊掌不可兼得，这种道理她又怎会不知？
当鲁迅告诉她，他今生只爱她一人的时候，所有的得失利弊已经不再重要。更何况，鲁迅确实做到了。
蒋锡金先生在《长怀许广平先生》中是这样评价许广平的：“她对自己的婚姻生活是一种牺牲，是一种自愿的牺牲，并不是受了什么恳请或逼迫；作为一个追求独立人格的女性先锋，并不以牺牲为满足。因为牺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对自己独立价值的否定。如果是完全的、绝对的否定，就与封建的妇道没有明显的区别了。但许广平毕竟是许广平，即使牺牲的意向已定，仍然要保留她自己的某种独立性。”
我相信这段描述更接近许广平本身。她明知前路泥泞，也依然愿意和鲁迅携手同行；她明知鲁迅放在自己身上的担子沉重，却从不报以任何怨言。这大概就是许广平与“封建妇道”的区别，这是她的主动选择，她不抱怨，亦不后悔。换种角度来看，这未尝不是一种人格的独立。
（鲁迅、许广平和他们的孩子周海婴）
1936年10月，鲁迅与世长辞，去世前，鲁迅对许广平交待说：“忘记我，管自己的生活！ ”
然而许广平并未忘记他，她依然为他完成未竟之事，为他独善其身。
1968年3月3日，许广平因为“四人帮”偷窃鲁迅全部书信手稿的事情受到刺激，心脏病突发，逝于北京，终年70岁。
“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聊借画图怡倦眼，此中甘苦两心知。”这首诗是鲁迅在他们相识十年之时，写给许广平的。生活的诸多磨难，别人的揣度讥讽，环境的日益艰辛……这些都没有打败这对携手同行了十年的爱人。说他们幸福也好，不幸也罢，不过依旧是旁人臆断，生活的真相永远只有当事人才有资格说清楚。
正应了那句“此中甘苦两心知”，许广平的幸与不幸，只有鲁迅和她自己才能公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