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评价历史上的曹丕？
感谢邀请。
想从三个角度来谈一谈。
第一个角度是作为汉魏之际政治人物的曹丕，也是最显性的一个角度。谈到曹丕，就必须要涉及到他与曹植著名的立储之争，应该说，曹丕之所以能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胜出，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拥有嫡长子的天然优势，又因为这种优势顺理成章地成为世族集团共同选择的代理人。这个概括略嫌粗糙，不过衡之史事，大体是不错的。也就是说，在曹家争储的明线之下，另有一条世族与寒族斗争的暗线，这是读史时不可轻易忽视的。
在争储一事刚刚浮出水面之时，真正受到曹操支持的是曹植而非曹丕，这一点无可争议。为说明之，不妨看一看曹植引以为腹心的幕僚团体：丁仪、丁廙并为曹操同乡丁冲之子，谯沛寒族正为曹操潜心扶植的一支力量，杨修直接出自丞相主簿，更明显的是邯郸淳，曹丕“因启淳欲使在文学官属中，会临淄侯亦求淳”，而曹操的做法是“太祖遣淳诣植”。相对的，为曹丕说话的重量级人物几乎全部出自大族，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出自河北冠盖清河崔氏的崔琰，虽然与曹植有亲，他还是坚定地站在了曹丕的一边。其余邢颙（河北，曾反驳曹操“以庶代宗”的设想）、卫臻（陈留，拒绝二丁的援引）、桓阶（荆州，曹丕的坚定的支持者）诸人，无不出自各地大族郡望。这其中，最耐人寻味的还是曹魏干城颍川集团的动向。他们的态度缺乏明确的正面传达，但只要了解到汝颖与谯沛二大团体的冲突，作为天下士族冠冕的颍川将倒向谁其实也不言而喻。早在荀彧（建安十七年卒，其时立储之争尚不甚激烈）生前，就有了“初，文帝与平原候植并有拟论，文帝曲礼事彧”的故事。其后曹丕与颍川关键人物的互动也十分频繁，荀攸重病时他独拜床下，成功立储后则抱着辛毗的脖子得意忘形，甚至为钟繇作了墓志铭。曹植方面则缺乏这种记载，好不容易被曹操安排过去装点门面的一个司马朗也郁郁不得志，倒是弟弟司马懿跟着五官中郎将平步青云。
很明显，如果背后没有曹操作为推手，那么曹植的集团想与曹丕相抗是不可能的。只有补齐曹操晚年与世族的斗争与妥协这一暗线，才能略为一窥立储之后的波云诡谲。冲突最激烈的时候，崔琰与同典选举的毛玠都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其中在前台上蹿下跳的关键人物是丁仪，背后的主导者则是曹操本人。但曹操能做到的也仅此而已，历史惯性很难被一两个人阻挡。从这个角度来说，无论是曹植还是曹丕，都是政治上身不由己的悲剧人物。
还是先说一下作为政治家的曹丕。应该说，他的政治思想是相当扭曲与尴尬的，一方面，以大族代理人的地位被推上皇位的他必须注意维护大族的利益，另一方面，作为魏家的皇帝，他的核心治国思想应该是，也只能是法术之治。这不仅是曹丕身上不可调和的矛盾，同样也是曹叡的。于是，一方面，洛阳在文帝时期再次成为儒学胜地，太学重新繁荣，朝堂上九品中正制则为世家子弟们铺平了道路，另一方面，这个新兴国家的另外一些政策又是向着反方向而去的，最典型的就是苛禁宗室的政策，这应该算曹丕的创举。不过，如果历史自然发展下去，令曹操面临行封建的问题，他同样也不会在现实中学习“天下归心”的周公，根源在于发达的封建与法家思想格格不入，按曹丕的话来说，“自太祖受命创业，深睹治乱之源，鉴存亡之机……重诸侯宾客交通之禁，乃使与犯妖恶同。”曹丕个人对宗室的提防与争储对他造成的心理阴影只不过是加重了这一点而已。显然，这就使魏国面临极其尴尬的局面，他们与宗室不尴不尬地互存着，火山不温不火地奔涌着，站在火山上的人却失去了强有力的藩卫。当司马懿振臂一呼时，他们连一个合适的曹家傀儡都很难找出来了。作为一个政治家，曹丕总体上是失败的，尽管这并非全部归咎于他自己。
从第一个角度的叙述里，我们很难看出曹丕个人的特点，这是由角度来决定的，和大多数政治人物一样，曹丕在政治网络中只不过是特殊的一个节点，甚至并非最重要的节点。以下的第二个角度则是独一无二的，那就是作为建安时期文学家的曹丕。我们可以完全不假思索地说，三曹的文学地位还要比他们的政治地位重要得多得多。
曹丕在文学上的成就可能并无其父与其弟那样炫目，但是有几点创举则是不可忽视的。应该说，作为一个诗人，他生在了好时代，因为当时诗歌还处于一片荒原的时代，有的是领域等待着人们去开垦。曹丕至少在下面这些领域留下了自己的名字：
1.《燕歌行》，第一首成熟的文人七言诗，今天已属平常的事在当时实则非同小可，不然试想现在有人写九言诗？言志转向抒情，也就是诗变成了真正的诗，为自己的独特感情而写的诗，内容拓宽了，形式也随之拓宽是必然之事，开始做这件事的是曹丕。
2.《大墙上嵩行》，不朽的杂言体，无数后世长篇歌行的师承。如果说《燕歌行》对诗歌的拓宽表现在字数方面，那么这首诗的开拓则更加大胆，他几乎是在宣示人们：诗就是诗，即使写成散文的形式，它也一样是诗，诗有诗的语言，有诗独特的身份。王夫之评价这首诗时说：“长句长篇，斯为开山第一祖，鲍照、李白领此宗风，遂为乐府狮象。”看到这两个璀璨的名字，我们或可一窥该诗的影响力。
3.《典论》，这也是不必说的巨著，虽然今天我们已经看不到它的大部分。从现在传世的章节来看，除了对文学的空前重视，它同样反映了作者的政治理想及功业追求。无论如何，文学自觉性的旗帜在这里高高升起，无论是为天下，还是为自己，至少它们已经能在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而不再是雕虫小技。
4.如果说曹操是因为他的开拓地位与领袖角色在建安文学史上留下自己的名字，曹植则务于特定领域的精深（汉魏五言诗领域毫无疑问的NO.1），那么曹丕更多的是广博。除了以上的这些方面，他还在很多领域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包括在赋上对汉赋的继承与对六朝的启示，以《与吴质书》为代表的散文，还有五言诗中对平民题材的开拓性挖掘，对汉乐府的批判性继承……我想这或许与他本人的经历有关，“少诵诗论，及长而备历五经四部，史、汉、诸子百家之言，无不备览”（《典论》），曹丕从小就是一个博览群书的专才。
前两个方面大体讲完了，下面，我想把问题推进一步，讲一讲作为一个生命个体的曹丕。读历史就是读人，一个历史人物除了是时代大潮中起特殊作用的一朵浪花，亦是一个活生生，能哭会笑的生命。尤其在汉魏之际这样生命意识高度自觉的时期，情况更是如此。对我自己来说，读史大约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当然是只知好人坏人，第二阶段则大致将他们都看成在特定时期扮演特殊角色的棋子，而第三阶段则更加注意体会历史人物的生命本身，这并不是比大历史要低上一等的事物。
那么，曹丕为我们留下了一个怎样的独特生命样本？我想，他始终是是一个才子，而且是一个当皇帝的才子，很多人忽视了这一点——他身上有一股扑面而来的才子气。
因为是才子，他精通很多奇奇怪怪的事物，能用甘蔗和邓展对打，也能认真地玩上一天弹棋，这就好像他在文学领域上的表现一样——什么都能做到高手，但似乎离绝顶高手还总是差一口气。
因为是才子，他虚荣心挺重的，甚至有时候真的是一意孤行。对弟弟的威逼且不多说，杀大臣的事他就做过不止一次，杨俊之死尚可用曹植党羽来开脱，鲍勋的死与高柔的幽闭简直就像是一个被宠坏了的才子在耍脾气了。救过曹操命的曹洪被他差点逼到死角——用睚眦必报来形容他都算是温柔了。
因为是才子，他很有幽默感，但这种幽默感往往是令人苦笑的。吃过人肉的将军王忠来投降，他命令部下把死人骨头挂在他的马前，孟达从蜀国来奔，曹丕一见到他就拍拍他的背说：“你就是蜀国派来的间谍嘛？”对于禁开的死亡玩笑就不用多提了。但这种幽默感也有让人流泪的时候，比如王粲墓前此起彼伏的驴鸣声。
只要被他认定是自己的朋友，曹丕从不惮于掏心置肺，这也是可贵的一点。无论是邺下一起写诗的王粲、徐干们，还是太子府里一起议事的吴质、司马懿，甚至是不怎么出息，为一个小妾寻死觅活的夏侯尚。曹丕从不屑于隐藏自己的情绪，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甚至，他有一次让甄氏出来见吴质，这意思就是：“老子就是有这么漂亮的老婆，有本事你来咬我啊哈哈哈！”说实话，这些事做的不够圆滑，但是很可爱。
但就是这么一个人，却为了立储动心忍性了那么多年，想到这一点，我们对他的认识也许会更深一分。在曹操面前，他“矫情自饰”，并因此反过来更加得到了儒家世族的支持，按照贾诩的说法，“朝夕孜孜，不违子道”。试想，这对于这样一个敢爱敢恨的才子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那么，曹丕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他确实想当太子，当皇帝。这背后是建安精神的核心：对个人价值与功业的追求，曹丕如此，曹植也同样如此。
“生有七尺之形，死惟一棺之士，惟立德立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疠数起，士人雕落，余独何人，能全其寿？”
“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
“载主而征，救民涂炭。彼此一时，唯天所赞。我独何人，能不靖乱。”
但曹丕终究不适合当一个皇帝，和无数建安人一样，他的梦想如同镜花水月一样飘散而去，像盖茨比豪宅彼岸的那盏绿灯。“魏文慕通达。”这是傅玄的结论，曹丕的心中永远是一个才子，对于向往自由的人来说，他们追求的事物永远是无法真正抵达的异乡。正如登上皇位的曹丕，虽然他终于可以不再装成仁孝的储君，但更大的枷锁又束缚住了他。
“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利剑不在掌，结友何须多？不见篱间雀，见鹞自投罗。罗家得雀喜，少年见雀悲。拔剑捎罗网，黄雀得飞飞。飞飞摩苍天，来下谢少年。”
这是曹植的《野田黄雀行》。可是，自投罗网的又何止是曹植呢？至少，在政治智慧上，曹植甚至有时候还未必输于乃兄，至少《求自试表》中对苛禁宗室的批评可谓一针见血。传统的观念中，曹植是一个典型的不问国事的才子，曹丕则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可是如果仔细想下去，谁能说情形又一定就是如此，甚至是相反？
我玩三国志IX磨练史话模式时，刘备攻破武关会触发曹植向曹丕献诗后辞别的剧情，献的诗正是这首《野田黄雀行》，我觉得这一情节设计的极其巧妙，不知道是巧合还是设计游戏的日本人真的很了解三国。至少，我每次看到这首诗时，都会想起魏文帝，曹子桓那张促狭又有几分忧郁的脸。
小鸟儿，你可知少年永远不会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