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风情 | 朱安：一片丹心终成空
“我好比一只蜗牛，从墙根一点一点地往上爬，虽然爬得慢，但我相信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量爬了。”
这句话是鲁迅的原配夫人朱安在得知鲁迅与许广平在上海定居之后说给邻居俞芳听的。
这个时候，她终于承认自己再也没有力量继续下去，继续“讨好”一个从来也没有爱过她的男人。
鲁迅生前，朱安被当做他口中的“母亲的礼物”，收礼物的人显然并不喜爱她，她被随意搁置在边边角角里，从来也没走进过鲁迅的心。
鲁迅死后，她作为“鲁迅的遗物”，在北平凄苦生活，守着那个可望而不可即的男人的书稿信件，守着四四方方暗无天日的破败小家，连基本的生活也难以维系。
去世的前一日，有记者前来探访，问及她与鲁迅的关系。这是她第一次在公众面前谈论这个话题，她说：“周先生对我并不算坏，彼此间并没有争吵，各有各的人生，我应该原谅他。”
不论在任何时候任何境遇里，她所做的，都是无条件对他好。这大概是她一生的信念。
与陈洁如一样，二十六女里本来也没有朱安的身影，可是当我在描述许广平的篇章里写到她的时候，写到那些隐秘、痛苦、失落和无助的时候，我无法如同许多人曾做过的那样，越过这个女人的生命，继续忽略她被遗忘的一生。
她应当被记得。
她从小被按照传统好姑娘的标准培养着：乖巧懂事，听话顺从，擅长烹饪和针线，三寸小脚，不必识字。
缠足的时候，她还不满五岁。在一间小房子里，大人给她脱了鞋袜，把她的脚浸在一盆暖水中。不多会儿，母亲和女佣拿出特别编制的长棉布条，把她的四只脚趾向脚底屈折，用湿布层层裹起来，而后又把她的脚跟拼命往前拉，裹成“三寸金莲”的雏形。
她痛得失声尖叫，拼命想要挣脱，可是大人把她的手脚都死死的按着，母亲告诉她：所有好人家的女儿都得缠足，有一双小脚以后的丈夫也会喜欢。她痛得一边流眼泪一边听从母亲的教诲。
（令人发指的“裹小脚”）
她看看自己的周围，所有的姑娘们都是这样过来的，大家不都活得好好的吗。等她长到一定的年岁，父亲母亲自然会给她安排婚事，为她寻一户可靠的人家，选了好日子嫁过去，操持家务，生儿育女，人生也就这么淡淡的过去了，和父亲母亲的一样。虽然说不出到底幸福不幸福，快乐不快乐，但一定也不坏。太阳东升西落，人生四季轮回，她怎么想的到，命运偏偏挑中了她，在她身上开了这样一个玩笑？
1899年，她的命运开始转折。
通过亲戚介绍，朱安由双方大家长商议，与周家的一位前任官员的长孙定下了婚约。此时，朱安已经21岁，在那个时代属于名副其实的“老姑娘”了。虽然当时周家家境不好，但毕竟也算是绍兴的体面人家，何况这样的婚配，对已算老姑娘的朱安来说，似乎再合适不过了。
然而婚期一拖再拖。
本来1901年的冬季应当是成婚最好的时候，按绍兴惯例，冬季成婚喜气最旺，况且这时候未婚夫又即将从学堂里毕业，算得上双喜临门。但似乎好事多磨，忽而来了一则消息，说是朱安的未婚夫竟然得到了公费去日本留学的机会。大人们一合计，周姓长孙留了学回来，那周家门庭自然不再寒酸，女儿嫁过去地位也能更上一层。所以婚事便延期到周姓长孙学成归国。
谁知这一等，竟又等了五年。
1906年7月6日，她迈着一双小脚，走进了周家的大门。
新婚夜，母亲和亲戚的教导还言犹在耳，可是新郎连她的手都未碰一下。她忍着眼泪静默地等他，他却在灯下看了一夜的书。
第二日清晨，她的名义上的丈夫，这个名叫鲁迅的男人，便起身离开房间，搬去了母亲房中。他甚至没有认认真真地看过她一眼。
现存的资料里没有记载新婚那几日，朱安是如何度过的。但我想，她大概非常迷惑痛苦而且不知所措。她一定察觉出一些异样，可又说不清楚这异样究竟是什么，又该如何化解它。
对待这段婚姻和这个始终不爱的另一半，鲁迅有过这样的描述：“她是我母亲的太太，不是我的太太。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个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既然只是一件礼物，不喜欢便可以随手一丢，哪还会去管这件礼物的心情？
新婚三天后，鲁迅收拾行囊返回日本。朱安陪侍在婆婆身边，一呆就是三年。
这三年里，朱安一定听了婆婆无数次的安慰和劝诫，也曾在心里默默坚定地告诉自己，只要她对鲁迅足够好，只要她坚持不懈，鲁迅的心总有一天会被融化。就如同她后来对邻居俞芳所说的那样：“过去大先生（指鲁迅）和我不好，我想，好好地服侍他，一切顺着他，将来总会好的。”这样想着，她便也这样做了。
为了讨好鲁迅，她爱得又笨拙又心酸。
嫁娶那日，她听闻自己的新郎不喜欢小脚女人，特意穿了一双大鞋子把脚撑起来，鞋子的空当里塞满棉花。接新娘的轿子来到周家大门缓缓落下，她伸出脚来准备试探着踩踩地面，结果一不小心，绣花鞋掉了，鞋子里她那双裹得小小的“三寸金莲”突兀地露了出来，她慌张收回轿子里，生怕被新郎瞧见。
1919年，鲁迅在北平买了一套房子，想把全家人接来同住，他问朱安要不要过来。朱安以为鲁迅终于愿意接纳自己了，开心地打点好一切和婆婆一起来到了北平鲁迅置办的家。朱安还特意把床铺铺好，等鲁迅同睡，结果鲁迅看到后大发雷霆，立刻把被子掀掉，差点把床都拆了。她这才恍然大悟，一颗心掉入寒冰里，原来大先生依旧不能接受她。这个时候朱安已经41岁，而她与鲁迅的无爱婚姻也已经持续了13年。
同住之后，为了赢得鲁迅的心，她对他处处逢迎。
一次，鲁迅说到有一种糕点很好吃，她听了立马说这种糕点确实好吃，她也吃过。可是这糕点是鲁迅在日本留学时吃到的，朱安根本不可能也吃过，她这样讲只是为了得到他的关注。
1923年，鲁迅与周作人兄弟反目，鲁迅决定搬家。这时鲁迅问朱安，是一起搬过来还是回老家？对鲁迅和朱安来说，北平的共同生活对两人都是一种折磨。如果朱安选择回去绍兴，不论是于鲁迅还是于她自己，都是一种解脱。可是朱安坚决地告诉鲁迅，她搬去和他一起生活。
搬去新居之后，她与鲁迅的交集愈发稀少。正如鲁迅友人荆有麟所说：“那家庭，可就太怕人了。鲁迅常年四季，除例话外，不大与太太谈天。据他家老妈讲：‘大先生与太太每天只有三句话，早晨太太喊先生起来，先生答应一声‘哼’，太太喊先生吃饭，先生又是‘哼’，晚上先生睡觉迟，太太睡觉早，太太总要问：门关不关？这时节，先生才有一句简单话：‘关’，或者‘不关’，要不，是太太向先生要家用钱，先生才会讲较多的话，如‘要多少？’或者再顺便问一下，什么东西添买不添买？但这种较长的话，一月之中，不过一两次。’”
朱安少有的见到鲁迅温情的一面也不是对她，而是鲁迅教邻居的两姐妹做运动。这两姐妹年纪轻轻，长得好看，做起运动来朝气蓬勃，活力四射。朱安看在眼里，心里万分羡慕。她跟在一旁，也学着她们的样子做起动作来， 可是朱安身材瘦小干瘪，一双三寸小脚更是使不上力气，扭来扭去显得不伦不类。鲁迅扭脸看到她这个样子，更加嫌恶。
我边写边觉得心酸。朱安的这种遭遇让我想起小时候看的一则成语故事：东施效颦。西施心口绞痛，眉头皱起来的样子惹人怜爱，东施不过爱美，学了一学，就要让人记下来嘲笑几千年。我小时候不认为这是个笑话，现在也依然认为它不是。
可鲁迅对朱安又并非彻底无情，不退婚是为了顾及她的声誉，当时的绍兴老家，被退了婚的女人等于被判了死刑，朱安不过柔弱女子，怎抵挡得了嘲讽讥笑；朱安生病，不知道如何去医院治疗，鲁迅扶着她的手上车，带她去看外国医生，为她治病；朱安的弟弟找不到工作，鲁迅知道了便竭力帮忙；不论生活多艰难，鲁迅也会按月给她足够的生活费，保证她的一切用度……
她或许明白，鲁迅对她所做的这些事情不过是一种责任和义务，与爱无关。但她又偏偏因此觉得与鲁迅之间仍有一线希望。
（鲁迅和儿子周海婴）
朱安喜欢孩子，也渴望能有一个自己的孩子，她与鲁迅成婚多年未有子嗣，鲁迅的母亲也嫌朱安没有儿子。朱安自己无奈地说：“老太太嫌我没有儿子，大先生终年不同我讲话，怎么会有儿子呢？”
后来鲁迅和许广平走到一起， 有一次朱安告诉婆婆她做了一个梦，梦见大先生领了一个孩子回来了，她说自己梦到的时候有些生气，但婆婆却对她的生气不以为意。结果不久就传来消息说，许广平怀孕了。这时，朱安才对与鲁迅的婚姻彻底绝望。但是朱安的善良大度让她没过多久便再次平静下来，逐渐释然。她说，大先生的儿子便也是自己的儿子，待她百年之后，她的儿子一定也会为她尽孝，不会让她做孤魂野鬼。
朱安待许广平和这个孩子诚心诚意。
对待许广平，她情如姐妹从无怨言，她甚至觉得有许广平在鲁迅身边照顾他，是在帮她分忧。对待周海婴，她更是视如己出。
周海婴后来回忆朱安时，仍是非常感念，说到当年鲁迅在上海逝世时，是朱安立即托人告诉他们母子二人，欢迎他们搬去北平与她同住。她说：”许妹及海婴为堂上所钟爱，倘肯朝夕随侍，可上慰慈怀，亦即下安逝者。”她“当扫住相迓，决不能使少有委曲（屈）”，还愿意“同甘共苦扶持堂上，教养遗孤”，还说道“倘许妹稍有踌躇，尽请提示条件”，她“无不接受”。
周海婴十五六岁时，她便直接写信给他，有一次问道：“你同你母亲有没有最近的相片，给我寄一张来，我是很想你们的。”这个时候，她已经66岁，老太太仙逝，而她膝下无儿无女。她孤零零地守着北平空寂的家，想念着老太太、鲁迅、许广平和这个孩子。
我的脑海里总是出现这样的画面：在北平四四方方的院子里，她搬一把凳子坐着，天灰蒙蒙的，她的眼前是这院子曾经热闹的身影，一阵风起，她紧了紧身上的衣服，募然发现在这院子里，如今只剩她一人。
老太太死后，她的生活越发艰难， 周作人每月救助她一笔钱，起初是100元，后来涨到150、200，可是这笔钱在物价飞涨的北平远远不够，她的生活困苦之极，而她又因为这是鲁迅反目成仇的弟弟资助的，总觉得很不舒服。这时，周作人向她建议，可以将鲁迅的藏书出售。她思忖过后，同意了这个建议。
那时是1944年，她要出售鲁迅藏书的消息不胫而走，北平顿时热闹起来，这则消息甚至迅速传到了许广平那里，许广平立即给她写信：“望你千万不要卖书，好好保存他的东西，给大家留个纪念，也是我们对鲁迅先生死后应尽的责任。请你收到此信，快快回音，详细告诉我你的意见和生活最低限度需求，我要尽我最大的力量照顾你，请你相信我的诚意。”
上海文化界的人士不仅写信劝阻朱安，更是推举了唐弢、刘哲民二人去北京解释劝阻。当他们来到北平见到朱安时，天色已近黄昏，他们见到朱安正同之前侍候周老太太的女工一起吃饭，她们的碗里是“汤水似的稀饭”，饭桌上的菜碟里仅有几块酱萝卜。朱安一听说他们来自上海，立马沉下脸来，过了一会儿，她说：“你们总说鲁迅遗物遗物，要保存，要保存！我也是鲁迅遗物，你们也得保存保存我呀！”
这一声呐喊，该是她积攒了多少年的委屈和心酸，又是走到了何种艰难的境地，才隐去了一贯柔顺的性子，说出这样一番话来！无论如何，她也是鲁迅的原配夫人，她为着这无爱的婚姻困守了大半辈子，她隐忍、贤惠、孝顺、宽容……能做的她都做了，可是她的生命依然只是被不断地消耗和忽视。如果今日她不是要出售鲁迅的藏书，还会有人记得她吗？还会有人关心北平的一间破落的院子里， 还有一位风烛残年饥寒交迫的老人吗？
她的一生都在被忽视，没有人关心她的内心世界，没有人足够体谅她，没有人问她生活的是否开心……每个人都在向她索取，对她要求，让她牺牲，她的婚姻从来不由自己做主，她的命运也对她如此捉弄。
我不由想起新婚那天夜里，她究竟是如何安慰孤身一人又身处陌生环境里的自己，坚强地、好好地活下去。
逝世之前，她曾泪流满面地说，希望死后葬在大先生之旁。她想念大先生，也想念许广平和海婴。
她的善良、真诚和朴实，让她把身边的所有人都当作自己的亲人。她从不知道命运可以靠自己争取，也从未想过要离开这个家，争取自己的幸福。
可是错不在她。
而且事实上，谁也没有错。
她只是被这个日新月异迅速发展的时代抛弃了，她在旧时代里学习的所有美德，在新时代里几乎统统变成了封建糟粕。而她嫁的这个男人，正是引领这个新时代的开拓者之一。她和他，本就不相容。
1947年6月29日凌晨，朱安孤单地走完了这一生，她去世的时候，身边没有一个人。
她的墓设在西直门保福寺处，没有墓碑。而她生前与大先生合葬的遗愿，终于还是落空。
在她离世后的这些年里，世界以无法想象的速度更新换代，再也没有女孩子会被逼迫着裹小脚，她们爱情自由，婚姻自主，读书识字，自立自强，女性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提升。她身后所代表的那个旧时代逐渐隐退在历史的长河里，而她作为鲁迅的原配夫人，却被无数后人挖掘出来，要么当做一种史料以作研究鲁迅之用，要么被当做典型的人生失败者引以为戒。
前段时间翻看毛姆的《月亮和六便士》，其中一段话令我印象深刻：“做自己最想做的事，生活在自己喜爱的环境里，淡泊宁静、与世无争，这难道是糟蹋自己吗？与此相反，做一个著名的外科医生，年薪一万镑，娶一位美丽的妻子，就是成功吗？我想，这一切都取决于一个人如何看待生活的意义，取决于他认为对社会应尽什么义务，对自己有什么要求。”
而我无端就觉得，在这段话里，已经包含了我对朱安人生的理解，以及我对自己的要求。
生活成功与否，快乐与否，都应当取决于当事人自己如何定义自己的人生。至于其他人，生命中出现过的也好，从未有过交集的也罢，说到底，皆是过客。对于朱安，倘使命运没有对她开这样的玩笑，让她嫁给与自己完全不相容的人，那她的一生又会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