仵晓中
陕西省摄影家协会秘书长,陕西省文联主席团委员,中国摄影家协会理事。1996年至今从事摄影组织、创作。
摄影的缘起
王妍峰:晓中兄,认识您十几年,从来没有系统地看过您的作品。就连距离您最近的胡武功老师和潘科老师都没有看过,直到今年您马上60岁,才把自己几十年的作品拿出来。如此低调,主要是因为自己在文联协会工作,使命就是做“资深绿叶”吗?那么,当年踏入摄影之门又是什么情况呢?
在请您回答之前,我想我们有必要厘清一个前提,就是我的提问和您的回答都将是线性的,无法将我们大脑中网状的认知结构和问答逻辑真实全部客观地呈现出来。因此,我们随后要做多轮文字修改;同时,也请众位读者朋友警惕:这些文字并不是与我们所认知、理解和表达的完全一致。请谅解,这是我们自身无法克服的。
仵晓中:啊,说起来,自己做了多半辈子的组织工作。我总觉得自己就是幕后的,自己就是为大家服务的,是摄影人的看家人,哈哈,我这个人啊就是知足,对我这一生挺满足的,生长在农村,吃了不少苦,到部队烧过砖种过地,对什么事情都是积极很阳光的这种性格。
我呢,在农村长大,高中毕业就当兵了。在部队6年,回来后在陕西省歌舞剧院工作2年,那个时候做汽车司机。1984年陕西文联恢复的时候,我就去了。经历也很简单,在陕西文联的办公室和人事处12年,随后到陕西摄协工作。
其实啊,我到摄协之前就喜欢摄影,并不是到摄协之后才喜欢的。我们家其实和艺术很有渊源,我的父亲是位画家,国家一级美术师;我的兄长是大学教授,搞文艺理论的;我的妹妹在歌剧团做服装,妹夫是个画家。我们家和陕西的书画界非常熟悉,我自己呢主要还是喜欢摄影,所以有缘去了摄协工作。是啊,一干就是大半辈子。
你问我踏入摄影之门的情况,时间应该是1980年代后期,就喜欢拍照啊,结婚两年后我老婆给我买了一台相机,1400元左右,当时的美能达700。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慢慢照得多了。这个还得感谢我的夫人。
王妍峰:哈哈,我知道很多人的相机要么是父亲送的,要么是单位的,要么是自己省吃俭用买的。相机作为定情信物,看来您夫人是发自内心地支持您摄影的,而不是现在流传的顺口溜“摄影穷三代,单反毁一生”。
此次,从筹备展览、出版画册开始,您已经自觉不自觉地以艺术者或者摄影者的面貌和语境而存在并与外界发生能量与物质的交换了。那么,让我们切换模式,接下来,我会以一位策展者和编辑者的角度来向艺术者仵晓中提问了。这样更纯粹,同时我必须提前祝贺您将在2018年的6月份实现新的自由——角色自由、思想自由和创作自由。
仵晓中:妍峰,我也祝贺你在不惑之年到来之前,“不惑”地走出体制,成为一名有独立认知力和判断力的策展人。你的选择让我很敬佩。
王妍峰:感谢您,感谢所有培养我、帮助我、支持我的各位领导师长和同事亲友。我幸运地实现了自己的第一理想——为公共事业出一份力。接下来我还需要好好学习,看看有无可能实现第二理想——做一位合格的策展人。
王妍峰:您讲过您父亲、兄长、妹妹和妹夫都与视觉工作有关,这很有趣。如果我们认为心理学当中的一个结论相对正确的话,那就是:一个人终其一生受两样东西的影响最大,一是基因,二是环境(可能包含家庭环境、社会环境、教育环境、亲友环境等),那么,您还记得您小时候受过什么视觉启蒙吗?
仵晓中:小时候啊,我父亲在城里工作,我们几个孩子和母亲待在农村老家。我的奶奶和母亲带我们。我在农村长到18岁,在18岁之前只是偶尔进城。我有大量的记忆都是在农村。直到现在,我对于农村生活很痴迷,我把村里的老房子翻新了一下,准备以后经常回去住一住。
城市和农村不一样。农村的生活半径都是很准确的,它的规则是很固定的。去种地,去看庙会,看大戏,去集市上买东西,农民的生活和大地的距离还是很近的。如果说视觉启蒙,就是我小时候经常能看见村中长辈们在田间劳作的场面,慢慢长大了也能操作他们用过的农具,现在回想起来他们人的身影和土地、器物状态画面等等。当时没有什么意识,其实就是自然而然的。
而城市就不一样,我镜头前这个人是哪的?可能是广东的,可能是新疆的,他和这个城市本身有一定的距离。当我在观察的时候,我对于城市找不到什么兴奋点,眼前一片混乱,也就不会拍摄了。不过这几年我一直在寻找,寻找我和城市的感觉,寻找我在城市的点,是自己走近要拍摄的对像。是自己不那么矜持和盲目。
逐步形成的纪实性
王妍峰:从艺术史看,与其他艺术,比如与绘画相比,摄影的最大特征是记录性、写实性;与此同时,您所在的陕西有着非常强烈而浓郁的纪实传统。那么,您是一拿起相机就开始从事相对来说比较“纪实性”的摄影创作的吗?您专职做组织工作,虽然用于创作的时间不那么多,但有一点绝佳——看得多、见得高,那么,您怎么判断、评价或定位自己的作品呢?
仵晓中:这得从到协会工作以后说起。那时呢,我还和大家伙一样,到处拍摄所谓的“光影”。当时没人跟我讲,自己呢也不知道,认为这就是“艺术”。和那些同龄人或者关系不错的伙伴们,到处追来日出,送走日落。像候鸟一样四处飘游。到了2000年,我才开始拍摄人、注意到生活,转向“纪实摄影”。
2000年后,安永灿、孙越峰、苏智、霍展平、沈军和我6个人很自然地走到一块,形成了我们的“六人团伙”,哈哈。我们在一起拍了很多年,到2007年一起做了个展览,叫《以记录的名义》。
2010年我又在上海组织了《西部畅想》展览,那也应该算是我第一次策展吧。当时候我一直在想我们陕西的强项是什么?假如比风光,我们比不过新疆;比民俗,我们比不过青海和宁夏。所以说,我们陕西应该拿出什么呢?后来,我就请大家每一个人拿出一组8幅有陕西地域特色的照片,可以是秦岭四宝、陕南民俗以及关中人文生活、社火,都可以的。但是,我们有些人可以拿出不少获奖的单幅,但是没有成系统的一组。我这个时候就意识到,作为一个摄影人来讲,自己没有体系性的拍摄是多么可怕。从那时起,自己也开始拍摄一些系列性的照片。
你问我自己作品的特点,我也在这次整理底片、和朋友们包括你探讨展览和画册的时候不断思考。
首先是拍摄对象,这么多年我其实也走了许多地方,却始终关注的还是我的家乡陕西。我还是感到身边的这些人和事,一个是距离近,再一个是了解,亲切。画面也好,影像也好,还是内涵也好,它们都包含着和我很近的东西。
王妍峰:您刚才讲到了“物理距离”的“近”和“心理距离”的“近”。受众看到、欣赏、品味艺术作品,都涉及一个心理机制的问题。当我们看照片或看任何东西时,我们的心里都有一个“影像”,即“心理物图”。对于照片来说,当承载照片的相纸、杂志纸或者报纸纸乃至屏幕等介质反射的光通过眼睛的“镜头”聚焦到视网膜上,视网膜会通过视神经将电脉冲传送到大脑皮层。大脑皮层解释这些脉冲,并产生一个心理影像。
那么,这个心理影像可能受到构图的影响元素包括:从何处拍摄照片(所谓机位)、框取哪些内容(所谓边框)、何时按动快门(所谓时机)和想强调什么(所谓聚焦)等。对您来说,因为您熟悉,因为您亲切,因为您理解,所以,驾驭这些因素或许就会比较游刃有余。
刚才您谈了第一点(拍摄对象),那么,第二点,我们谈谈拍摄手法。摄影术发明早年,摄影人被称为“术人”,摄影也会自然而然地加上“术”而全称为“摄影术”。这个“术”虽然是外在的,却是由我们头脑中一个一个的关于世界、关于人生、关于生活、关于艺术的“认知模板”所综合决定的,即便是儿童也有他们特有的可能还不那么完善或稳固的“模板”。那么,您的“认知模板”和您的拍摄手法都是什么样子的呢?
仵晓中:你说的这一点我一直在探索。就拿我们6个人来讲,其实我们也在不断思考、实践、探索,心里想要形成自己的风格,如何形成自己独特的拍摄手法,我们六个人能不能不一样?等等问题,其实始终在探索、在追问、在实践、在完善。
至于我自己的创作,经过我多年来在生活中不断观察,不管是走村串巷、去拍庙会还是集市,我都喜欢在“混乱无序”中找寻“有序”的东西。所以说,我不喜欢那种单一的影像,虽然也有非常棒的作品。我喜欢那种多点的、元素相互间又有很大关系的、有秩序有关联的画面,这也是我在拍摄中一直强调的所谓手法,或者叫特色。
王妍峰:那您是痴迷于这种“关系”吗,痴迷于这种既复杂、但是关系又非常清晰的画面。
仵晓中:对,照片的内涵就丰富了。这些“关系”首先是触动了我自己,随后我就按自己的思路去完成,一次一次地实践、探索,希望把它们完成得更好一些、更好一些。比如,“狗撵兔”那组作品,我拍摄了很多幅、很多次,黄土高原的厚土、人们的状态、狗的状态,是自然的瞬间变化,结构都不一样,特别有趣味,那种关系,我很痴迷。
王妍峰:如果我们简单地论摄影,可能“影像”就是“从世界到介质”的结果,“摄影”就是“从世界到介质”的行为过程。为了让世界中的人物、动物、场景和他们之间的关系相对井然有序地“投射”到介质上,并有着确定或不确定的相互关系,您在拍摄中需要做什么?
仵晓中:观察,观察,一次一次地观察。在这种很乱的情况下拍摄,我不太会同被摄者交流与沟通,我并不会刻意希望他们笑或者做什么动作,他们的情绪是自然而然的就好。我观察,并且等待着,我会不断寻找更合适的机位、寻找更恰当的拍摄时机,框取我要的画面,是不是所谓的“决定性瞬间”都没有关系,我感觉“来了”,就会按下快门。
多数朋友觉得我性格比较随和,但在拍摄时,有时候我也挺“狠”的。
王妍峰:哈哈,难怪有一些作品的手法非常刁钻,干脆利落。画画是在空白的画布上开始“创建”,服装是以布料为基底进行“重构”,而摄影则是从大千世界中寻觅选择并做出了断。您的寻觅选择和了断所呈现出来的作品,其间的“关系”有的确定,有的不确定。这种“关系”的形成和什么有关呢?
仵晓中:其实“关系”并不都是客观存在的,可能更多是一种巧合,也是摄影者的选择和重建。摄影者在创作过程中,情绪的调动非常重要。情绪不好的时候肯定什么都看不见,但是情绪调动起来的话,眼前拧来拧去的全是画面。要学会有意识地调动情绪,光靠等待情绪自己来是不行的。
通常,站起来啊,蹲下去啊,去瞄,去找感觉和角度。一个瞬间找到以后,紧接着就都来了。这和其他的艺术创作也是一样的,需要长期的训练。就好比这张,
我看到了会不停挪移位置,让他们形成“秩序”。我当时拍的时候看到了这两个兔子眼,还没意识到它的趣味,就感到很好玩。后来才发现有眼睛的就没有其他的,有其他的就没有脑袋,没有眼睛。这种张冠李戴或者说是错位,形成了画面的一种趣味,既有确定性也有不确定性。那个时候就有状态。
再比如这张,我看到了这俩个人在草垛子坐着的时候,这个拉架子车的还在拖拉机后边的地里,但是我知道他们要走过来,因为我有农村的生活经历,所以可以预判。
王妍峰:摄影虽然具有相对客观的“写实性”“写真性”,然而,世界是没有边框的,照片却是有边缘的。边框在哪里,毫厘的差距有可能造成巨大却微妙的阅读差异和情绪感知。有时候,所谓“气象”可能也就差那么一点吧。与此同时,有的边框表示“ok,影像到这里结束了”,有的边框却表示“no,关系才刚刚开始”。
仵晓中:是的,把这些似有似无的复杂关系阐述清楚不容易,即便我认为阐述清楚了,也许受众觉得并不清楚。或许摄影的魅力就在于此吧。
你刚才讲到摄影具有相对客观的“写实性”,现在很多人认为照片就是真实。它虽然是记录,但是它已经不是真实。影像的真实性其实是辩证的。
其实我一直在想,为什么有些人要去把它摆布成一个所谓“真实”的状态。我拍照的时候几乎是不做导演的,包括一些用具我都不会去摆布的。目前相机所具备的能力,以及自己运用和掌控的能力去捕捉“真实”就足够了,还有必要“导演”吗?我不反对“导演”,但我的不反对也是有前提的:好多人是没有农村生活的,又不了解农村,导演什么呢?完全可以导演得非常好,但是“导演”后的影像经不起推敲,仔细看,就能看出它的破绽。
王妍峰:是的。您讲到第三点——照片受众。照片的使命之一就是收割受众的注意力。被收割的注意力越多,注意力背后的人物越强大、越是意见领袖,那么,照片的使命似乎就施展得更好。
仵晓中:赞同,这第三点非常重要。照片很有意思,本来一张空白的相纸上通过照相机或者手机,就出现了一个图像,或者是一个与现实不尽相同的图像,或者是一个相对真实的瞬间,用你的话说,并收割了受众的注意力,最后就产生出这张照片的价值。
王妍峰:刚才我们探讨了三点:拍摄对象、拍摄手法和照片受众,那么,至此,作品从酝酿到形成再到传播,就基本形成一个闭环了。那么,在这三点上贯穿始终的有一条线,这条线叫做——意义和价值。人文科学研究的对象就是人的意义世界和价值世界,李凯尔特指出,精神科学的对象是“价值”而非“事实”,是一种“意义性”。您觉得自己的作品意义和价值在哪里呢?
仵晓中:其实现在我也在思考我拍摄这些照片到底意义何在?
一些人一直在推崇先把影像建立起来,影像必须要好看,必须要具备自己对影像的把控。但是我一直在想,会不会当你对影像把控得非常好的时候,却失去了影像的内涵,没有实质性的东西会打动不了别人。姿势好看,从美感这个角度来讲,可能是及格的或者是优秀的。
我现在这几年一直在想,如果你能下决心做一件事情,就是寻找到了有意义的东西,对自己有意义或者对社会有意义,这个特别的重要,所以我有时也很迷茫。
有时候可能我们没办法给予一件事情太高太大的意义。但没有意义没法支撑我们走下去,有很多意义是走着走着把这个意义放大了。你说陕西群体有多大的意义,要是不喜欢摄影的人觉得那有什么呀?但是显然他们的意义还是大的。所以对于我们每一个摄影者个体来说,可能我们有一丁点儿意义就够。比如说我们能够让我们的观众发现,我原来没有注意到人的生命是这样的,我原来没有注意到农村人生存环境是这样的,我们原来没有注意到中国的农耕文明现在达到这样的状态。甚至于有很多人看了,可能会让他有一些回忆,有一些了解,其实就够了。
前面高处有谁
王妍峰:的确,“意义”经常是我们赋予的。一个摄影者在个人成长、成熟过程中,多多少少都会受到前面高处的达人或者叫牛人、老师等的影响。那么,您的前面高处都有谁?
仵晓中:比如李元老师。他的照片我非常喜欢,对他的作品我有三个阶段的定位。李元老师1980年代就进入中国。那个时候就是他作品的第一阶段——光影,光影是他画面的灵魂。作品第二个阶段是生命和大地的关系,我特别喜欢他第二个阶段的东西。第三个阶段是天地人和。天地人和的作品是他到四川定居前后形成的,他受到了藏文化佛教的影响。他是一位哲学博士,所以他有他自己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坚守。
我特别喜欢他的作品,他的作品非常棒。李元老师的照片没有似曾相识的感觉,他的作品特点很清晰。他有一年去陕北,我陪着他半个月,大约1989年左右。当时我还在文联机关,没到协会。李元老师在拍摄的过程中我们都会去看他怎么拍,怎么结构画面,用怎样的数据,他都让我们看。甚至同意把我们的机身卸下来,拧在他的镜头上去照。我们都同样在那个地方,却都“看不见”他“看见”的东西,他框取的画面和谁都不一样。
那次旅行对我影响很大。那个时候我就和他有了通信来往,建立了友谊。我对李元老师非常尊重。他朴实,儒雅,大气。
此外,这几年对我有影响的就是“陕西群体”。大约2000年左右,我到协会工作有三、四年了。有一次我刚从额济纳旗拍摄胡杨回来,在西安一个活动上碰到了侯登科和胡武功。侯登科对我的照片做了评价,有一句话我印象很深,他说:“你要照就要把你自己放到一个极致。” 我当时对他这句话记得那么准,但是没有理解。后来当我慢慢拍照的时候,才对他这句话有了一定的理解。做一件事情,确实不能那样轻描淡写、浮光掠影地做。
其实这几年对我影响大的是2006年协会换届以后,说实话,我感觉我非常幸运,能和胡武功老师、石宝锈老师等一起工作,和他们共同做好多事情,后来还有潘科老师。后来我就时刻找学习的机会,比如说每两年的省展,还有其他的一些展览评奖。因为每次活动评奖评委座次都是我来安排,这样我就把我的位置放在石老师或潘老师前面,胡老师都是最后抢救。我把我认为好的作品,或者又拿不准的作品有意给他们放下去,看他们选不选,如果他选了,说明自己的判断是对的;如果没选,就说明自己的认知还有偏差。在工作中,经常看到几位老师为一张作品的看法不一致而坚持。看到他们对学术的认真劲,让我很敬佩,和他们在一块工作能有很多学习的机会,很轻松也很快乐,他们是我永远学习的榜样。
这些年,生活本身在变化,时代也有变化,自己对摄影有了新的认知,自己在对摄影的把控和设计方面也有进步,观察能力越来越强,当然想法也会更多,我认为是一个综合考量。以前发现和意识不到的瞬间,现在能看到内在的意义,并且捕捉的能力也在增强。
我感觉对艺术的敬畏是太重要了。没有了这种敬畏,有些人自以为可以站在艺术之上做一些事情,比如好多人导演出来的照片很干净、很美,能发表、能获奖。但是我认为不应该这样,一定要对艺术有敬畏之心。摄影者应该是一个对艺术虔诚的人,艺术永远在我们之上。其实生活中有一些瞬间啊,就是导都导不出来,演都演不出来,有些瞬间挺神奇,太棒了。
生活高于艺术,生活是我们终身的导师。能在生活中和艺术上找到自己的一点点位置,对我来说,就足够了!
王妍峰:叶朗先生说,“离开人的生活世界而专注于语义分析,会从根本上取消美学”。人是在生活中成为人的。艺术源于生活,生活高于艺术。预祝您接下来的艺术和生活都有着仵晓中式的自由和自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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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王妍峰
统筹:杨师然 露露小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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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文时间:每周四、六晚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