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有哪些成就颇高但鲜为人知的人？

先来看一下他的童年经历：

3岁，母亲遭反动军阀杀害；

4岁，父亲牺牲；

此后几年，先后被20几户人家收养；

8岁，被国民党反动派抓获，送进监狱；

10岁，做乞丐；

11岁，再次被抓进监狱；

15岁，被周恩来接到延安，在延安中学开始了真正的学习生涯，此前只读过2年小学。

……

时间拨到1970年8月30日，中国第一个反应堆主机达到了满功率指标。

这意味着，新中国第一艘核潜艇的心脏——核动力终于开始跳动了！

有了它，核潜艇下水的日子指日可待！

1974年8月1日，

中国第一艘核潜艇被命名为“长征一号”，

正式列入海军战斗序列。

至此，中国成为世界上

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

1988年9月27，中国导弹核潜艇发射运载火箭成功；这一成功，使中国真正具备了二次核打击的实力。对中国进行核讹诈的时代一去不复还。

……

这些辉煌的背后，都离不开一个人——彭士禄。

对中国核潜艇做出巨大贡献的人，人们首先想到的是被誉为“中国核潜艇之父”的黄旭华院士。

而对于彭士禄这个名字确鲜有人知。

他是中国第一任核潜艇总设计师，黄旭华院士为第二任；

中国第一个核动力装置的主要设计者；

大亚湾核电站、秦山核电站的主要参与者。

中国核动力事业的奠基者和拓荒者。

是核潜艇、核动力装置实现从0到1的那个人。

说他是“中国核潜艇之父”、“中国核动力之父”绝对不为过。

1951年，成绩优异的彭士禄被派往苏联留学，主修化工与机械。

1956年，陈赓大将到苏联访问，门门成绩都优秀的彭士禄被密召到中国驻苏大使馆。

陈赓问他：“中央已决定选一批留学生改行学原子能核动力专业，你愿意改行吗？”

“只要祖国需要，我当然愿意。”彭士禄回答的毫不犹豫。

就这样，彭士禄进入了毫不熟悉的核动力领域，并成为他一生为之奋斗的事业。

1958年，为打破美苏对核潜艇技术的垄断，中央决定研制核潜艇。

1959年10月1日，赫鲁晓夫访华时，毛主席提出希望苏方为中国核潜艇研制提供技术支持。当时赫鲁晓夫傲慢地回应：“你们中国搞不出来，我们苏联有就行了，大家可以建立联合舰队嘛。

赫鲁晓夫甚至提出要在中国设立长波电台，建设供苏联的潜艇停靠的基地！

毛主席听后愤怒地站了起来，挥动着他宽大的手掌，说到：“核潜艇，中国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上个世纪50年代末，彭士禄从苏联回国，立即投入到核潜艇的研制当中。

当时的中国，一穷二白，要想独立造出核潜艇谈何容易。

核潜艇的研制要涉及到数十个学科，中国在这方面的积累几乎为零。

在当时，包括彭士禄在内的所有人，谁也没见过核潜艇长什么样，手里仅有的参考资料，是从报纸上翻拍的两张模糊不清的外国核潜艇照片，和一个从美国商店买回来的儿童核潜艇模型玩具。

彭士禄等前辈们凭着不服输的精神，一步一步从零开始，为了能看懂英文资料，彭士禄甚至带领大家一起学英文。

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彭士禄带领着团队，吃着野菜窝头、忍着饥肠辘辘，花了两三年时间，硬是将核潜艇给造出来了。

只剩下最后一关了，也是研制核潜艇的重点、难点，核潜艇的动力装置——核反应堆。

尽管是学核动力出身，但彭士禄也没有见过核潜艇上的核反应堆到底长什么样！

1965年3月，搁置多时的核潜艇项目重新启动。“一声令下，打起背包就走。”彭士禄告别北京的妻子儿女，只身入川，参与筹建中国第一座潜艇核动力装置陆上模式堆的试验。

1967年，彭士禄组织建造了1：1核潜艇陆上模式堆。

1970年7月18日，核潜艇陆上模式堆主机达到满功率指标。

1970年，中国第一艘攻击型核潜艇下水。

1973年，彭士禄被任命为国防科委核潜艇第一位总设计师。

1974年8月1日，中国第一艘核潜艇被命名为“长征一号”，正式列入海军战斗序列。

至此，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

……

因为长期超负荷工作，他的胃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手术后，胃被切掉了四分之三。

88岁时，有记者提到这段往事，问他：值得吗？

他回答：值得！付出的一切都是值得的，就是死了也是值得的！

核潜艇研制成功了，彭士禄又马不停蹄地投入到核电站的研制当中。

秦山核电站、大亚湾核电站在他的主持下相继取得成功。

1985年，彭士禄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他总说：国家给我的太多了。

我这一辈子就干了两件事：

一是造核潜艇，

二是建核电站。

他把毕生都献给了祖国的核潜艇事业，数十年隐姓埋名，无怨无悔。

2017年，92岁的彭士禄和91岁的黄旭华，两位“中国核潜艇之父”共同获得2017年度何梁何利基金最高奖项“科学与技术成就奖”。

他们才是这个时代应该被铭记的人！

致敬！！！

今天一看，有2k赞了，受宠若惊，感谢大家的点赞与支持！

要说成就颇高那不得不提俄帝国末期的警察之神、俄国情报学泰斗、革命党克星、祖巴托夫主义（Zubatovshchina）发起人、兜底互保巅峰、工运大王祖巴托夫了。

谢尔盖·瓦西里耶维奇·祖巴托夫（Серге́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Зуба́тов）于1864年3月26日出生在莫斯科的一个大官家庭，1881年中学毕业后进入莫斯科第五中学（5-я Московская гимназия）学习。学习期间，他迷上了时髦的虚无主义，开始阅读皮萨列夫的违禁作品。1882年，他成立了自己的虚无主义圈子，并在其中发挥领导作用，经常与老师发生争执，在学生中宣传虚无主义思想。他把所有的空闲时间都用于自我教育，研究皮萨列夫（俄罗斯虚无主义者，屠格涅夫名作《父与子》中巴扎洛夫的原形）、车尔尼雪夫斯基、别尔维·弗列罗夫斯基（《俄国工人阶级状况》作者）、穆勒、斯宾塞、达尔文、马克思等人的作品。1884年，在父亲的要求下，他在七年级时被开除。

被开除后，祖巴托夫在莫斯科贵族监护所找到一份办事员的工作。同时，为了一点报酬，他在米希纳私人图书馆担任馆长。米希纳图书馆在莫斯科的年轻人中非常受欢迎，因为它能够得到无法流通的书籍。祖巴托夫愿意出借禁书，他的服务也很容易被年轻的革命者利用。

年轻时，祖巴托夫与民意党（著名的民粹主义革命恐怖组织）保持关系，尽管他自己不是他们的成员，也不赞同革命的观点。1884年左右，他认识了米哈伊尔·戈茨（社会革命党PSR创始人）的圈子，戈茨和他的朋友们经常去米希纳图书馆借阅禁书。祖巴托夫与他们保持友好关系，但不同情革命者的思想，并在他的环境中贬低他们。后来，祖巴托夫声称他们的分歧是原则性的：戈茨是社会主义者，但他是文化主义者。根据戈茨的回忆，祖巴托夫在他们中间引起了一种本能的厌恶，不被信任。然而这并不妨碍他们使用他的图书馆。

1886年（22岁），祖巴托夫进入莫斯科中央站担任电报员，同年夏天，他被莫斯科安全局局长别尔嘉耶夫（N.S. Berdyaev）传唤。别尔嘉耶夫告诉祖巴托夫，他的图书馆被革命团体用作安全屋，他被作为嫌疑人之一带去审问。据他说，祖巴托夫对“红色耶稣传教士”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把图书馆变成“阴谋的温床”感到非常愤慨，因此，他“向自己发誓，从今以后要全力与这一类有害的人作斗争，用反阴谋回答他们的阴谋，以牙还牙，用楔子赶走楔子” 。在别尔嘉耶夫的建议下，祖巴托夫同意成为安全部的秘密成员，以便在实践中证明他对现有秩序的遵守，“一劳永逸地消除对他政治上不可靠的任何怀疑”。

其实后世更多材料表明祖巴托夫在更早的时候就被警察厅招募了，很可能是通过安娜·谢列布里亚科娃（А́нна Его́ровна Серебряко́ва，与社会民主党成员关系密切的帝俄特工，甚至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还在她家中开会，被斯托雷平高度评价，享受帝俄内务部津贴、尼古拉二世签发退休金）的调解。

1886年秋天，祖巴托夫开始了他作为秘密合作者的工作。为了渗透到革命环境中，他起草了一封给民意党成员瓦西里·莫罗佐夫的信。在信中，祖巴托夫表示他希望支持因逮捕而被削弱的组织，并要求向他提供推荐信。莫罗佐夫相信了他，并寄来了推荐信，把他描述为一个忠诚的人。从1886年到1887年的一年里，祖巴托夫成功地扮演了一个革命者的角色。在为革命者提供各种服务的同时，他还在安全局掩护他们的非法活动。由于祖巴托夫的成功活动，警方成功地发现了大量著名的民意党成员。

祖巴托夫在给莫斯科警察局长尤尔科夫斯基（E.K. Yurkovsky）的照会中评论他的活动时写道：“这是我指出的人，他们的罪行和犯罪活动是由宪兵队办公室适时进行的调查中的事实数据确定的，不是我把他们推上革命的道路，而是因为有革命者的伪装，我发现他们。”1887年，祖巴托夫被揭开面具，被认为是“挑衅者”，一个工人圈子甚至决定杀死他。然后他被邀请公开加入警察部队，从1889年1月1日起，他被编入莫斯科安全处。多年后，祖巴托夫承认：“公平地说，在反阴谋活动的短期内（几个月），有两三起案件，对我的道德行为来说非常困难，但它们的发生不是因为我的错误，而是因为我的领导轻率和无能的技术。”

从1889年（25岁）起，祖巴托夫在莫斯科安全局工作，担任特殊任务的官员。在安全局工作期间，祖巴托夫表现出非凡的能力，诱使革命者提供坦率的证词。根据斯皮里多维奇将军（他于1950年向美国学者指认斯大林是沙皇特工）的回忆，祖巴托夫更喜欢劝说的方法。在定期的重大逮捕行动后，他将邀请那些对他感兴趣的被捕者到办公室，喝着茶，与他们就革命运动的方式进行长达数小时的交谈。祖巴托夫说服年轻的革命者，他们选择的道路是错误的，如果同意与当局合作，他们对国家的作用会更大，俄罗斯帝国可以为穷人做更多的事情。即使在被捕者拒绝合作的情况下，祖巴托夫也常常设法在心中播下怀疑的种子，许多人被他的谈话说服，离开了革命运动。

祖巴托夫逐渐成功地在莫斯科内外获得了一个广泛的特工网络。在他为莫斯科安全局服务期间，许多革命组织被发现并被清理。他领导的战绩有：

1892年4月，镇压M.布鲁斯涅夫、M.叶古波夫、P.卡申斯基组建的布鲁斯涅夫小组（俄罗斯最早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
1894年4月，镇压M.A.纳坦森和N.卡申斯基建立的民权党（混合民粹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过渡性民粹党）。
同年，祖巴托夫成为莫斯科安全局副局长。
1895年5月，逮捕准备袭击沙皇的伊万·拉斯普廷集团。
1896年，别尔嘉耶夫辞职，32岁的祖巴托夫成为莫斯科安全局局长。
同年，镇压圣彼得堡民意党。
同年，镇压社会民主党莫斯科工人联盟。
1898年，在明斯克逮捕了犹太崩得（Bund）的所有高层。
1900年，在明斯克逮捕俄罗斯政治解放工人党（RPPR）领导人。
1901年，在莫斯科逮捕北方社会革命党联盟领导人。

在领导莫斯科安全局时，祖巴托夫着手改革当时俄罗斯薄弱的政治侦查工作。祖巴托夫是第一个引入欧洲政治侦探模式的人，如系统的登记、拍照、内部特工阴谋等等。在开展内部特工工作的同时，祖巴托夫还改革了秘密监视制度。由E.P.梅德尼科夫领导的“锉刀飞行队”在俄罗斯各地活动，从内部特工那里收集数据，追踪革命者。在很短的时间内，莫斯科安全局成为一个模范机构，其经验被帝国的所有搜查机构所采用。祖巴托夫本人定期为下属官员举办讲座，在讲座中解释调查技术。祖巴托夫的许多学生后来都成为俄罗斯安全部门负责人。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重头戏，官办合法工人运动登场的时候到了。

在审讯1896社民党犯人时，祖巴托夫遇到了一个不寻常的现象。所有被捕者都分为两类：革命知识分子和工人。知识分子很清楚他们被起诉的原因，而工人却搞不清楚他们的罪状在哪里，工人们顽固地看不到他们行动的政治性质。为了弄清这一现象的根源，祖巴托夫开始研究特殊文献，正是在这里，他第一次遇到了俄国革命中的社会民主主义潮流。事实证明，自19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俄国革命者采用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教义，这一潮流的实质是将革命的政治学说与工人的经济需要结合起来，通过在工人中进行宣传，革命者向他们暗示，只有通过社会革命的方式才能解决他们的经济问题，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吸引城市无产阶级站到他们一边，而城市无产阶级在他们手中成为一支强大的革命军队。

看到社会民主党的危险性之后，祖巴托夫意识到，仅仅通过镇压措施来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是注定失败的。为了削弱社会民主党，有必要从它手中夺取主要力量，即工人群众。而为此，当局本身有必要在工人为其经济需要而进行的斗争中站在他们一边。1898年4月，祖巴托夫起草了一份备忘录，他在其中提出了改善工人状况的措施方案。祖巴托夫的倡议得到了莫斯科政府的理解，他被批准与工人一起上课。同时，祖巴托夫开始了外围工作。在审讯过程中，他向工人解释，政府不是工人的敌人，即使在君主制下，工人也能满足自己的利益。为此，有必要了解工人运动和革命运动之间的区别：在前者中，目标是金钱，在后者中，目标是意识形态理论。祖巴托夫的布道是成功的：被他说服的工人在工人阶级环境中领导宣传，并很快请愿建立工人社会。

仅举一个例子说明祖巴托夫主义的威力：

1901年5月，一群工人向莫斯科总督请愿，要求允许他们建立一个互助会。莫斯科警察局长批准了他们的请求，于是莫斯科机械工人互助协会诞生了。协会创始人中的一些过去曾是社会民主主义圈子的成员，并接受过祖巴托夫的采访。祖巴托夫向他们提供关于职业工人运动的文献，主要是外国作家的书，如悉德尼·韦伯（英国费边社会主义者）和比阿特丽克斯·韦伯（悉德尼·韦伯的妻子，最早引入“集体劳资纠纷”概念，合作主义者）, 维尔纳·桑巴特（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社会学家）, 海因里希·格克纳（德国改革家、经济学家）等。当工人们显然不能很好地阅读厚厚的书籍时，就需要为他们编写通俗的小册子。为此，祖巴托夫求助于有名的列夫·亚历山德罗维奇·季霍米罗夫（Lev Aleksandrovich Tikhomirov ，年轻时是民意党人，1888年放弃革命信念获得赦免后返回俄罗斯成为君主主义者）。季霍米罗夫支持祖巴托夫的倡议，写了几本关于职业运动的小册子，祖巴托夫在一家印刷厂印刷了这些小册子并分发给工人。后来出现了为工人组织普及讲座的想法，工人们辗转认识了伊·哈·奥泽罗夫（Ozerov）教授，奥泽罗夫教授对这个想法很热心，答应吸引莫斯科大学的教授来讲课，还为工人起草了新社团章程草案。

1901年，莫斯科历史博物馆开始为工人举办讲座，引起了工人们的极大兴趣。星期天，协会在历史博物馆安排会议，而工作日则在莫斯科不同地区的茶馆举行地方会议。随着协会规模的扩大，有必要建立一个管理机构。1901年9月，在祖巴托夫倡议下，成立了机械工人委员会，它对会议活动进行管理和控制。祖巴托夫把他的代理人带入委员会，这使他能够控制莫斯科工人界的所有事件。委员会还接受工人的投诉，在企业家骚扰工厂工人的案件中为他们辩护。在这种情况下，以祖巴托夫和特雷波夫为代表的莫斯科政府支持委员会，并对工厂施加压力。1902 年2 月，协会在丝绸厂组织罢工，与企业家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对抗。

1902年2月19日，祖巴托夫带领其协会的工人走上莫斯科街头。大约5万人在“上帝保佑沙皇”的呼喊声中抬着圣像和旗帜在市中心游行，无论是地下革命组织还是自由派反对派，在当时都无法召集到如此数量的工人。协会在维护工人利益方面的成功使其在莫斯科受到了极大的欢迎，其领导人也开始具有传奇色彩。祖巴托夫协会的活动使莫斯科的社会民主宣传完全瘫痪，按照苏联历史学家的说法，在其全盛时期，莫斯科的社会民主主义宣传变得不可能。

根据托洛茨基1902年发表在《火星报》的文章记载，典型的祖巴托夫式宣传稿（稿件刊登于警察局暗中操纵的极端民族主义报纸《光明》）如下：

最近，在首都工人的倡议下（В·И·皮库诺夫、С·А·戈尔什科夫、И·С·索科洛夫、С·Е·乌斯秋扎诺夫、Д·В·斯塔罗日洛夫、Г·Н·索洛多夫尼科夫、А·И·叶戈罗夫、Е·Ф·帕霍莫夫、С·С·谢苗诺夫、А·И·库兹明和Н·А·奥金佐夫），这样一种思想在当地工厂工人中传播开来：通过发展阶层首创性和互助精神，就可以对工作环境中的生存条件做出非常重大的改善。
　　11月10日，在首都行政部门的首肯下，此事的发起人在芬兰大街的维堡旅店与一些工人进行了私下讨论，11月13日他们向任职圣彼得堡市长的高级宫廷侍从埃·瓦·弗里什先生请愿，希望能与同志们举行会议。弗里什关心工人们的要求并且表示赞许，他向工人们保证，将给予最大限度的合作以便圆满解决他们的请愿。市长的接待和良好的开端给了工人们很大的鼓舞，他们前往内务部警察司，以确认内务部对他们心中设想的态度。国家顾问、司长阿·亚·洛普欣也欢迎他们，愿意帮助他们实现目标。
　　因此，在11月17日星期日，工人们在维堡旅店举行了第一次正式会议，21日上午10时30分，工人们有幸获得内务部长的接见，部长听取了工人们对允许他们以同志身份召开会议一事的感谢，并鼓励他们按计划的方向努力工作。

祖巴托夫的反对者将他的制度称为警察社会主义，希望在当局眼中诋毁它。祖巴托夫本人认为这种定义是无稽之谈，他在文章中声明：

把她称为警察社会主义是毫无意义的。她反对社会主义，在国家的经济生活中捍卫私有财产的原则，她的经济计划是进步的资本主义，以越来越多文化和民主的形式实施（由于某些原因在我们的俄罗斯资本家看来这是“反资本主义”）。警察措施，作为纯粹的外部措施，同样没有占据她的内心，因为她正在寻找一个解决的基础，在那里，一切都会自行平息，没有外部的强制。

祖巴托夫提出的合法劳工运动原则如下：

用进化学说取代革命学说，因此，与革命者相对立，否认一切形式和种类的暴力。
宣扬专制形式政府在社会关系领域的优势，因为这种形式由于其非古典性质，本身就包含了仲裁的开端，因此对暴力手段持敌对态度，并倾向于正义。
澄清基于社会主义原则的革命工人运动与基于资本主义秩序原则的职业运动之间的区别：前者致力于社会各阶层的改革，后者则致力于自身的直接利益。
牢牢把握这样一个立场：自决权的界限在权威权力开始的地方结束：越过这条界限被认为是不可接受的自由意志——一切都必须指向和通过权威。

1902年10月，祖巴托夫被调到圣彼得堡，并被任命为警察厅特别处的负责人。祖巴托夫的核心主张是：“仅靠镇压是不够的，需要进行基层改革，在我看来，俄罗斯的历史基础与社会起点完全一致，改革主义活动是反对混乱和革命的最可靠药物，给予社会自我管理一定的自由是极其明智的。”

内务部长普列维（V.K. Pleve）不同意祖巴托夫的看法，他认为国内没有革命，只有一群一群的阴谋家，警察应该发现他们真正的中心，并逮捕这些阴谋分子。尽管存在分歧，普列维还是任命祖巴托夫为特别处负责人。在祖巴托夫倡议下，帝国所有主要城市都设立了安全部门，直接向警察署报告。祖巴托夫改革将包括逮捕革命者在内的整个政治调查工作从宪兵部队转移给安全部门，而新部门的负责人都是祖巴托夫流派的官员。改革的结果是，俄罗斯政治侦查工作的所有线索都集中在祖巴托夫手中。

祖巴托夫的事业在1903年突然垮掉了。他与普列维的关系极度恶化，普列维越来越坚持加强镇压，对祖巴托夫的改革政策越来越消极。1903年夏天，普列维在没有解释的情况下要求停止祖巴托夫下属项目犹太独立工党的活动。祖巴托夫这样回忆：“他转而粗暴地要求停止这一切，特别是犹太独立工党的活动，而没有考虑到我的道德要求，也没有考虑到所有受保护的人的心理状态，他们已经设法与右派和左派 发生了冲突。得知这一情况后，党的领导人急忙宣布自我解散，据说一些独立人士事后开枪自杀。”这次事件后，祖巴托夫提出辞职，但他的要求没有得到尊重。

祖巴托夫开始在私人谈话中表达自己的不满，并尝试串联反对普列维的财政部长维特试图扳倒普列维。普列维反应迅速，于1903年8月19日在宪兵队分队队长冯·瓦尔面前安排他接受审讯。普列维要求祖巴托夫告诉他犹太独立工党的活动情况，然后指控他参与敖德萨罢工和泄露国家机密。作为证据，他宣读了宪兵截获的祖巴托夫写给犹太独立工党领导人沙耶维奇的信，在信中祖巴托夫批评了普列维。普列维部长随后命令祖巴托夫立即交出事务，并在24小时内离开圣彼得堡。只有少数人到车站为祖巴托夫送行，因为有传言说祖巴托夫的同情者也会被开除。他在莫斯科被置于监视之下，被禁止到安全办公室或与他的前同事见面，他在11月被驱逐到弗拉基米尔镇。祖巴托夫在给警察局局长的最后一份报告中写道：“我的服务简直就是沙皇级别，它以这样一种黑色的侮辱而结束，在一生中从没有人听说过。”像祖巴托夫这样忠君爱国有利于提高资本效率的基本盘，也还是被本国资本家和官僚嫌弃了。

1904年7月15日，普列维被社革党叶戈尔·萨佐诺夫炸弹暗杀。在新部长领导下，祖巴托夫被平反，他的限制被取消，并获得了养老金。祖巴托夫重返职场的道路已经打开，作为一名专家，他开始不断地被召到圣彼得堡。然而祖巴托夫并不希望重新服役，他以个人和家庭安全的考虑来解释自己的不情愿，而且认为他的回归会带来精神状态的不和谐。

在第一次俄国革命期间，祖巴托夫试图从事新闻工作，在报纸上发表了几篇概述其君主主义观点的文章。然而，这只带来了对他的责难，祖巴托夫的个性引起了右翼和左翼政党的拒绝。1906年，祖巴托夫给布尔采夫（V. L. Burtsev）的杂志写信驳斥对他的一些指责。利用这个借口，布尔采夫开始与他通信，在信中坚持提出要写祖巴托夫的警察服务回忆录，布尔采夫后来透露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获得与警察厅斗争所需的材料。祖巴托夫给布尔采夫写了几封信，但这件事引起了内务部的注意，警察局对祖巴托夫的政治可信度产生了怀疑，他们奉命通知他这种接触是不可取的，于是通信停止了。

1910年，祖巴托夫从弗拉基米尔回到莫斯科，在扎莫什科雷奇耶定居，不再参与政治。1917年2月，一场新的革命在俄罗斯开始。3月3日，米哈伊尔大公退位的消息传来。祖巴托夫默默地听完消息，走到隔壁房间开枪自杀。

祖巴托夫确实是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高尚的人（对帝国来说），一个纯粹的君主主义者，一个愿意为沙皇江山而讨好收买工人的人，一个真切关心工人经济利益的人，比起后来只打雷不下雨的同类不知高到哪里去了。祖巴托夫波澜壮阔的反动一生说明，即使是右翼运动，也要老老实实做群众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