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农业：未来农业的主流方向

 未来农业的主流方向

今天，一提到农业，很多人必然想到美国，想到现代化的大型农场：一个农民耕作上千亩土地；用飞机喷洒农药；用转基因技术解决病虫草害问题；在一个县乃至一个州都种植单一的作物，然后通过长途运输将所生产的农产品调往全国乃至世界各地。

上述规模化、机械化、化学化、生物技术化的农业，被很多学者乃至决策者奉为农业的最高境界，被冠以现代农业的美称。殊不知，那种现代农业是不可持续的短视农业。如果中国放弃了自身农业优势，一味学美国，长期下去是非常危险的。发展美国式现代农业能够预见的后果必然是：农业生态环境持续出现退化，大量小农户破产倒闭；越来越多的农民弃农经商、进城谋生；中国吃饭问题要靠国际市场满足；社会将在食物链供应环节出现动荡危机。

自古到今，农业是最基础的产业，人类社会要想可持续发展下去，必须要满足食物需求。历史时期从事农业的人群，远高于经商或其它产业人群。之所以现在用很少的劳动力，就能够生产出许多人吃的食物，主要得益于科技进步。然而，由于一些基本原理严重违背了生态学规律，现代农业不可避免地导致农田生态系统退化，主要表现在地力下降、环境污染、超级杂草、超级害虫出现、蜜蜂消失、生物多样性下降、食品营养不均衡、食品受到污染等等。

这是因为，农业的特点注定了人类要付出辛勤的劳动，农业生态系统的多样性才导致其稳定性。如用除草剂替代人工锄草，其后果就是促进杂草进化。为消灭杂草，就需要喷洒更多更毒的除草剂，这样作物就会受到影响；为保护作物搞转基因，作物保住了，但喷洒除草剂的数量和剂量都增加了，最终导致超级杂草出现。害虫防控也一样，在农业生态系统中，有害虫，也有益虫，还有益鸟。大量农药不仅灭杀了害虫，还误杀了益鸟益虫。更严重的是，害虫也对农药产生了顽强的抵抗力，这是因为物种繁衍是一切生物最根本的规律，害虫不会轻易放弃其生存权。为了继续替代昂贵的人工，就需要将抗虫基因转移到作物体内，继续喷洒农药，内外夹击害虫，导致超级害虫出现。为了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让动物们提前发育，但这样的代价是，食品中抗生素、重金属、激素含量升高，消费者为此要付出健康之代价。

现代农业与资本结合密切，最终绑架了农业，还绑架了政府。没有政府的高额补贴，现代农业是没有能力生存下去的。看看美国的例子就知道，美国农场主收入中的40%来自政府补贴。美国用中国耕地的193%，才生产了相当于中国52%的粮食，而取得这样的成绩是动用了多于中国农民近十倍的政策补贴。从这些数据来看，美国的现代农业还有哪些优势呢？ 

让越来越少的人养活骄奢淫逸的现代人，且农场主还要自身享受，没有政府补贴他们就不种地，要吃饭就必须看农场主的脸色。在以资本驱动的现代农业模式下，粮食安全越来越被少数人控制，甚至波及到粮食曾自给自足的中国。美国发展现代农业，除了要依靠政府补贴，还将环境代价转移到他国，如化肥、农药、农膜等高污染的行业是在中国生产的。在美国本土，搞转基因那样的懒人农业，已造成了农药、化肥居高不下，并出现了超级杂草、超级害虫，基因污染，蜜蜂也因此面临灭绝危险。目前，美国人搞的现代农业，已不是满足自身需求，为农民利益考虑的农业，而是赔钱还在干。美国人为什么赔钱种地来养活中国人呢？其中深层的问题难道不值得我们认真反思吗？

为了调查美国的家庭大农场模式，中国科学院于2014年10月组团到美国芝加哥、奥克拉荷马、加利福尼亚等地考察，笔者有幸参加了上述活动。美国的家庭大农场模式最大可达1万英亩(6万亩)，管理者只有一个家庭，但由于严重缺乏劳动力，只有种植与收获时才雇佣民工（主要是墨西哥人）。在现场，笔者看到现代化的收获设备，传输带直接到了农田，但是由于粗放管理，还有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青椒没有收获上来。同样的问题还出现在西红柿、土豆收获方面，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可见，美国式的“无人农业”是有很大问题的，根本不适应土地严重缺乏的中国。

中美两国国情不同，美国地多人少，美国的土地好，适合大规模集约化经营，中国的土地差，那些处于山区丘陵的耕地不能进行规模化经营；美国从事农业的人更是凤毛麟角，只能发展所谓的现代农业；我国人多地少，有悠久的农业历史，适合发展生态农业。

生态农业强调元素循环，仅将被城市消费者带走的营养通过化肥、绿肥或生物菌肥的方式弥补。大量研究正式，发展生态农业，化肥用量在现有基础上减少一半并不影响产量。

 生态农业对害虫防控以预防为主，不是待害虫爆发后靠化学物质灭杀，强调生态平衡。在生态农业模式下，农药就相当于灭火器，仅出现火灾时才派上用场。根据我们的前期研究，农药用量可在现有基础上减少70-80%而基本不影响产量。因发展生态农业而关闭一半的化肥厂和70%以上的农药厂，对生态环境保护和温室气体减排的意义是十分巨大的。

 前期使用农膜可提高地表温度、湿度兼有拟制杂草作用，但后期农膜是有害的。全球变暖后，生长季节延长了，完全可以不使用农膜。生态农业可根据作物生长习性，在不使用农膜前提下，保证产量与质量双盈，从源头杜绝二噁英等致癌物质向环境释放。

 生态农业不采取与自然对抗的办法而提高农业生态系统生产力，保护生态平衡，杜绝基因污染，保护消费者健康。

 吸引更多的农民在家乡，转变为农业职业工人，就地城镇化，将城镇建设成为有生气的养人之地。这对满足13亿人食品的持续安全供应，促进城乡和谐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中国粮食生产面临着国内种粮积极性下降与粮食进口的双重压力。一方面有关部门宣布粮食十一连增，一方面进口的数量也出现了十一连增(图2)。有识之士呼吁重视粮食保障的安全性，要像重视军事那样重视粮食生产，不能为一些表面现象所迷惑。面对国内外严酷的农业生产形势，我们必须有自己清醒的认识。

针对生态农业，很多人怀疑其可操作性，总是以种种理由阻碍其技术推广，其深层的原因值得分析。我们在山东弘毅生态农场的科学实验，完全证明搞生态农业，不仅不会减少产量，还提高的质量，保护的生态环境。但就是这样成功的试验，我们还是受到来自利益集团的指责。他们攻击我们的科学试验存在漏洞，被戴上落后的帽子。他们说什么是用灯诱、网捕等恢复生态平衡是“土办法”；那么多“973”、“863”课题资助“生物农药”立项，到头来换回老祖宗那套老掉牙的办法，是科技退步；除非用防虫网把作物全部罩起来，否则农田必然变成害虫取食的“乐园”；不让农民打农药、不施化肥，是祖宗十八代没有任何科学知识都知道如何做的事，连农民都瞧不起。最后，他们竟然攻击我们只关心申请项目、拿经费、发论文，不关心科研成果变成农民丰产的利器，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 

其实，正如“搞生态农业会饿死人”，“不打农药会颗粒无收”一样，上述言论多数为没有经过实践检验的不实之词。

 我们做过不用任何处理的生态农业实验，包括极端实验，即不用化肥、农药甚至不用有机肥，在这样的环境下庄稼竞争不过杂草，但并非颗粒无收，害虫不是主要矛盾而是杂草。当然，这是生态学的极端实验，我们真正的目的是通过不用农药不用化肥改用有机肥，不杀害虫改用生态平衡的办法恢复生态与养分平衡，已将低产田变成了高产田。 

即使不用农药、化肥、农膜、转基因，产量的变化并不是像有些专家说的那样“颗粒无收”。在河南安阳，我们有1万亩的大面积有机农业推广田。我们不用有害技术灭杀生物多样性，恢复已经严重退化的土地，保障食品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健康，这样的做法是可持续的。

我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是，生态学的办法是将复杂问题简单化，这样的成果如果推广开来，许多环节将赚不到钱，农药商、化肥商、农膜商、转基因公司、医院、制药厂、医院、火葬场、墓地经营者、科学基金使用者和管理者，我们的科研思路要断送那么多人的财路，不被立项是可想而知的。许多人在实验室里提高作物产量，他们拿到了巨额研究资金，我们在农村用环保的方法提高产量和质量得不到资金，该被讽刺的不应当是我们这些“手无寸铁”的学者。

农田是人类改变自然生态系统而来的，在人类开辟农田之前，昆虫早就在那里了，有多少种害虫，相应地也就有多少种益虫，同时还有许多益鸟，现在人类给某些次级消费者安上“害”的罪名，用大量农药乃至转基因技术对其灭杀，逼迫害虫进化，同时灭杀大量的益虫与益鸟，农田环境能不越来越恶化吗？恢复生态平衡，请那些能够吃害虫的天敌回来，而不是引进它们其中的某个基因，同时用物理+生物的办法，对害虫种群进行低密度控制，是事半功倍的办法。用防虫网驱除害虫是很笨的，我们从未考虑过用这样的办法。 

国家的确在农业上花了大量的钱，农业科技工作者也作了各种努力，农业大学培养了大量人才，但严酷的现实是：搞植保的都去卖农药，搞育种的都去卖种子，搞土壤营养的都去卖化肥，搞园艺栽培的都去卖农膜，或者学农毕业后到大公司去卖转基因仪器、试剂，要么待业在家；农业大学教授们要么开公司，要么与公司联手，都去赚农业的钱了。中央对农业投入近来有逐步增长趋势，每年国拨经费1万亿元，地方匹配经费1.5万亿元，但这些钱都用在了化肥、农药、种子、农膜的各项补贴上，用在了转基因研究上。如果将同样的钱用于发展生态农业，国人吃的食物，呼吸的空气，喝的水肯定要好得多，国民身体也会更健康。 

这些指责显然扣不到我们头上，笔者正是痛恨该教授指出的那些现象，才带领课题组搞生态农业科学研究。即使国家用有限的财力集中资助农村急需人才的培养，这依然解决不了问题。国家的大量投资经费要有合理的用途才行。

2012年5月18日，农业部网站发布了这样一则消息：农业部日前就农产品中的农药残留及安全问题进行解读。文章指出，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耕地紧张的国家，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始终是农业生产的主要目标，而使用农药控制病虫草害从而减少粮食减产是必要的技术措施，如果不用农药，中国肯定会出现饥荒。

农业部网站的文章指出，近年来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时有发生，有些老百姓会有“能不能不使用农药”的疑问?其实世界使用农药也就200多年的历史，但在这期间农药的使用量不断增加，这是因为人口增长需要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以保障粮食的安全供给;同时现代农业的发展也越来越依赖农药的使用。有研究指出，农作物病虫草害引起的损失最多可达70%，通过正确使用农药可以挽回40%左右的损失。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耕地紧张的国家，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始终是农业生产的主要目标，而使用农药控制病虫草害从而减少粮食减产是必要的技术措施，如果不用农药，我国肯定会出现饥荒!

农业部指出，农药对植物来说，犹如医药对人类一样重要，且必不可少。但也可以通过一些措施减少农药残留，一是全面开展病虫害综合防治，减少农药使用量;二是正确规范使用农药，减少农药残留量;三是大力推广生物农药，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不断降低农药残留水平。农业部门一直在致力于开展这些工作。

上文强调了农药的重要性，将其抬到与医药对于人类一样重要的地位，甚至吓唬不同意见者：“如果不用农药，中国肯定会出现饥荒”。这不仅是为了为农产品超标寻找强硬的理由，甚至是为过度使用农药开脱，客观上将造成农药的进一步泛滥。

不用农药就会减产吗，甚至不采用化学农业方法，病虫草害会引起70%减产吗?我们五年的实验证明，完全不是那么回事。自从2007年以来，我们在山东平邑建立的弘毅生态农场，一滴农药没用，一粒化肥没用，也没用覆盖一片农膜，而将秸秆过腹并堆肥后还田;用物理+生物措施控制虫害，结果将低产田(小麦玉米两季600公斤/亩以下)变成了吨粮田(小麦玉米两季1000公斤/亩以上)。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几届研究生冯素飞、乌云塔娜、李静、李霄、博文静、唐海龙、郭立月等研究生开展的连续多年的实验，揭开了有机农业可增产这一迷底，即不用化肥农业的生态耕作方式能够养活更多的人。

“如果不用农药，中国肯定就会出现饥荒”，正如当年他们反对生态农业的理由如出一辙——搞生态农业会饿死人。

我们不使用化肥后的产量变化：“2009-2010年玉米产量增加了4.05 ton/hm2，2010-2011年玉米产量保持稳定。2009-2011年小麦产量增加了2.57 t/hm2”。我们不使用农药后虫害的变化(一只诱虫灯)：“2009-2011年，频振式杀虫灯日捕获量显著下降，年捕获总量降低了85.9%，日均捕获量从0.45kg下降到0.04kg，降低了10倍。其中金龟甲类捕获量下降较为显著，总捕获量从31.87kg下降至1.28kg，蛾类捕获量变化不显著”。

 不打农药，一只诱虫灯收获的害虫生物量下降了10倍。不打农药，害虫为什么不能成灾了呢?这是因为：一是，交配后雌虫不能回到地里产卵，从虫子的爷爷奶奶辈就开始计划生育了；二是，农田生态平衡建立起来了，益虫益鸟多了，害虫一出现，就会变成它们的食物。

我们也期望一种减产70%(不知道此数据从何得来)的情景，即除对土壤进行有机改良外，病虫草害一概不管理，其产量作为农业增产的背景值，这样来观察粮食产量的变化。不久前，进行该实验的研究生丁娜有些犯愁了，即使我们没有打农药施用化肥和人工或化学除草，可小麦的长势依然没有想象的那样差，杂草根本就不多。我们甚至怀疑，被农学家和农业官员信奉了几十年的所谓现代农业理论基础是不是出现了问题。

还是回到上面的话题，如果继续打农药、施加化肥，甚至转基因，依然出现了饥荒，那会是什么原因引起呢?据笔者的观察，造成中国粮食产量下降的真正原因，一是农民种粮积极性严重下降，谷贱伤农;二是地力严重下降，化学农业和环境污染造成了耕地质量下降;三是进口粮食尤其转基因粮食与豆类更压制了农民种粮积极性。我们将粮食安全太轻易地交给了人家;我们太轻信现代农业技术的威力，蔑视自然生态平衡，小看了物种的力量。

目前，农田里的害虫经过大量农药的洗礼，甚至动用了转基因这样的高科技技术，为什么害虫不减少反而越来越凶呢？在农村调查时，我常听到农民抱怨的话就是，施加了那么多的农药，虫子都药不死，甚至他们都替城里的人担心了，“城里人真撑药啊”，那意思分明是，他们施加那么多的农药，种出来的东西不能吃了。其实，农民的担心是实实在在发生的，看看医院的火爆场面，就知道城里人先吃完农民施加到食物中的庄稼药(农药和除草剂)、养殖动物们吃的兽药(还有激素)，不得不再吃医院里提供的人药(人工合成的西药或者用种植庄稼的办法生产出来的中草药)。面对日益增多的害虫，农民们希望科学家研究出来更毒的农药，且这样的药还很便宜，虫子们闻到就死。这样的农药，一些不良科学家不正在拼命研究吗？全国农业大学搞植保的都去卖农药，就说明我们这样的担忧不是空穴来风。

这是我们破坏了生态平衡造成的直接后果。科学网网友康秀峰的文章分析的非常有道理。他说，目前病虫害如此之多的根源在于：一是私有化分田单干后，原公社植保人员解散了，无人去进行植保；二是大量捕捉青蛙，稻田不再养鱼，大量捕捉蛇类、鸟类使生物链中断；三是农村健壮劳力因为无收入被逼外出打工以养家糊口，年老体弱的父辈袓辈在家种田。所以，春忙翻田时既无力割青以肥田，也无体力挑有机肥到田里。栽禾插秧后本来一转青就要耘田，现无力耘田只能花钱买除草剂除草；四是田内既施放除草剂，还要隔三差五喷施农药，故而稻田内鱼不能放养了，青蛙、鸟类、鱼和其他益虫全给毒死或它处生存，因而虫害频发。

虫害多了必然要再花钱买农药。这就给农药、除草剂、化肥生产企业带来了巨大利润。

在山东农村，农民最切身的体会就是，他们打了那么多的农药，虫子照样泛滥。药越用越毒，虫越治越多。自2007年起，笔者带领自己的研究团队，租用40亩耕地，开展生态农业试验示范研究。我们全面停止了农药、除草剂、化肥、农膜、添加剂，不使用转基因技术，验证生态学在维持农业产量、提高经济效益中的作用。短短3个年头，生态学的强大威力就显现了出来。在山东弘毅生态农场，由于采取严格的农田生态保护措施，农场的生物多样性大大提高：燕子、蜻蜓、青蛙、蚯蚓等小动物都回来了；这里的蔬菜、水果再不用担心受到昆虫危害；黄瓜、西红柿、芹菜、茄子、大葱等蔬菜接近常规产量；过去严重影响玉米成苗的地老虎成虫已被脉冲诱虫灯制服了，最多的时候，每只灯每晚可捕获各种害虫达9斤。

 当我将我们的做法跟一个农药贩子讲时，他非常烦躁，并反复讲，他们的农药如何如何有效，并如何如何没有毒副作用。在这个问题上，转基因鼓吹者同样不希望看到用生态平衡的办法解决他们认为是大问题的问题，因为他们将收不到专利费，卖不动他们的专用除草剂和专用农药。

 利益相关者总希望将简单问题搞复杂了，才有钱赚。在医院里，过去花一二元就能治好的病，现在要花一二百元。是病严重了？还是药效降低了？其实是医生搞的鬼。有一次，笔者同一个当医生的亲戚聊天，她告诉笔者，药物从外面进来，到患者手里，价位可以翻十倍。只有和医生熟悉，并有特别好的关系，医生才给你开几块钱就能够见效的青霉素。

 有益微生物、益虫和益鸟以及各种小动物(爬行动物、两栖动物、节肢动物等）在农田生态系统中起的作用是很大的，但现在农药和转基因将这个简单问题复杂化了。人们乐意花费巨额资金、费九牛二虎之力寻找一个基因片段，将这个片段通过非常复杂的办法转入目标物种，却不愿意恢复、保护并利用现有的物种。这个问题的瓶颈是利益。

 以后的表现还不如普通品种，看转基因棉花的下场就知道。对主要害虫控制了，次要害虫就会出现，还得依赖农药，且需要更多的农药，还有更毒的专用除草剂。如果再通过转更多的基因进去，那只能是“按了葫芦起了瓢”。

 只有人类才给他们冠以“杂”和“害”的恶名。搞转基因的人没有考虑它们的生存，粗暴干涉自然，造成了自己的敌人越来越多。直到彻底打乱生态平衡，人类被淘汰出局以后，那些害虫和杂草也不会被消灭。因此，关键的关键是寻找生态平衡的办法，而不是粗暴干涉和灭杀的办法，来管理农田生态系统。

 如果要真的解决虫害问题，应从改善自然生态着手，以施有机肥为主。红花草、春青、猪粪、牛粪、鸡粪、人粪等均为上等有机肥，可大幅减少化肥量，研究有机肥还田那才叫为农为国。其次稻田养鱼放鸭，恢复水系的生物多样性和虫害的天敌，这均可大幅减少农药使用，稻田草本少，稻田养草鱼完全无草可生，还减少虫害。再次稻田区内禁止建化工厂。还有许多措施均可达到减少虫害的目的，并全面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农业生态环境就是土质越种越肥，无环境污染，无外来生物入侵。转基因作物并不能从源头杜绝环境污染，相反是破坏了自然界的生态平衡，且不利于农业生态环境保护。

在农田生态系统中，杂草几乎是农民最头疼的。杂草顽强的生命力，让农民防不胜防，年年锄草，年年长草。人类与杂草斗争的几千年，至今没有太好的办法，直到发明了除草剂，人类暂时占了上风。然而，人类发明草甘膦除草剂以及抗草甘膦转基因作物的使用，在暂时终结了杂草连年危害后，却因草甘膦在食物中残留，最终可能会终结人类，关于这个话题，后文再讲。除草几乎占据了农田管理的一大半时间，也是农活中最辛苦的。“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就是农活劳累最生动的写照。

农田里有多少杂草呢，南方与北方明显不同。以我们熟悉的北方为例，春季小麦田里播娘蒿、王不留、荠菜、独行菜、小蓟比较常见。由于小麦是头年秋天播种的，越冬返青后小麦成了优势种群，杂草暂时竞争不过小麦。但一旦不加管理，播娘蒿等就迅速增长，可以覆盖整个小麦田。但是，毕竟春天雨水少，温度低，杂草还不是最凶的。而夏季就不同了，北方农田雨季温度高、光照强、水分好，这样就给了那些机会主义者的杂草提供了大展身手的空间。即使像玉米那样高秆的作物，其下还常见十几种杂草，如马唐、旱稗、马齿苋、牛筋草、碎米莎草、铁苋菜、醴肠、鸭跖草和青葙等。 

杂草获得这样的恶名，估计是现代科学以后的事情。在古代农书上，人们对杂草并不是像今天被人深恶痛绝的。如对杂草的防治，古人竟然用“锄禾”这样的说法，禾是庄稼，怎么除掉呢？原来，锄草的“锄”与除草的“除”不同，前者是给庄稼地松土，兼切断杂草地上部与地下部的联系，同时切断了土壤毛细管，起到控制杂草兼保墒的作用，这样的农活农民一年要干好多次。过去农民一旦锄头拿上了手，就一直到收获，而今天农活则是喷雾器一旦背上了肩膀，就一直到收获才停下来。除草剂除草只管灭杀杂草，不管土地的感觉，也不会关心除草剂对于人类食物链的污染，甚至喷洒除草剂这个农活本身就是很有健康风险的。除草剂的毒性很强，从空气中几十米飘过来的除草剂对那些敏感植物还有伤害作用，打除草剂那几天，农民不敢开窗户。 

其实用生态除草措施控制杂草是解决杂草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人工拔草和锄草都是古老的除草方法，至今仍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杂草防除方法。直根系的杂草甚至某些多年生杂草在杂草繁衍生长以前拔出，可收到良好的效果。在我国农村，相对于其他复杂、昂贵的除草措施，人工除草简单实用，效果彻底，为广大农民所接受。另外，有研究认为，保持农田一定的杂草生物多样性，在控制害虫、保护天敌、防止土壤侵蚀、维持生态系统功能等方面，发挥着一定的生态作用，因此有必要对杂草的生物多样性给予适当保护。然而，人工除草虽然是一种较环保的除草方式，但劳动力投入高，化学除草虽然成本较低，但容易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为解决两者之间的矛盾，就必须采取合理的除草措施，使农田杂草既能得到控制，又能维持较高的生物多样性，维持较高的经济效益。 

传统的人工锄草方式，毕竟随着大量农民工进城，劳动力的短缺，而逐渐减少了，在美国这种古老的技术恐怕彻底消失了。在中国只有五十岁以上的老农民还会锄草。现在使用的是什么技术呢，就是除草剂。大量除草剂使用，且不论环境效益，杂草是没有被控制的，相反，杂草年年用药，年年发生，甚至在美国使用了抗除草剂的转基因技术后，农田里出现了超级杂草。 

这是与杂草的生态习性有关的。农田杂草大都是一年生植物，它们属于机会主义者，一有空间就去占领，它们对养分需求不挑地段，无论是贫瘠的荒地还是肥沃的耕地，即便是人类不断踩踏的田埂上，只要有机会就繁殖，结大量的种子，并通过多种方式散播到土壤里。那些埋葬在土壤里的种子，一般很难除掉，除草剂对它们毫无办法，即使用火烧，地上部烧光了，但种子在地下还能保留。这就是古人为什么说“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道理。 

生态除草仅斩草除根还不够，还要从种子上控制，就是待杂草结实后人工去除。生态除草怎么做呢？一是要控制种源，不使其结果实，在成熟前后治理；二以草治草，如人工播种有肥效左右的一年生豆科草本植物占据杂草的生态位；三是秸秆覆盖，利用秸秆中的生化物质对杂草实施抑制；四是人工拔草喂牛羊，但前提是农田里不能有农药，更不能有除草剂。没有农药和除草剂的鲜草，那些食草动物们如牛、羊、驴、兔、鹅、甚至猪是非常喜欢的。“老牛吃嫩草”讲得就是这个道理。小时候山东农田里杂草很少，那些杂草哪里去了？竟然是我们这些孩子加上部分妇女控制住了。小时侯我们放学后，背上筐就去拔草或刨草，1000亩地里的杂草还不够生产队40头牛填饱肚子的，再加上青壮劳动力反复锄草，在人民公社期间，根本没有听说过杂草危害这样的事情。 

那么现在就让我们看看人类偷懒，用转基因高科技解决杂草带来的严重问题吧。自1994年美国采用转基因技术、发明了抗草甘膦除草剂作物以后，美国农田里草甘膦用量大量增长，但由此诱发了杂草与人类对抗的恶性后果，超级杂草在转基因农田里不断出现，数量从1996年的2种增加到2010年的18种。 

2013年6月8日美国《食物与化学毒理学》公布泰国科学家惊人实验结果，与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玉米、油菜捆绑使用的草甘膦除草剂农达中的活性成分草甘膦，具有雌激素作用，而且在一万亿分之一超低微量浓度范围促进乳房癌细胞增殖。泰国科学家的该项研究，有助于解释，法国科学家不久前做过的长期喂养极微量草甘膦除草剂与转基因玉米研究中，发现巨大的乳房肿瘤的致癌机制。该项发现打破了过去认为“有毒有害物质残留量低于某浓度水平无害”的过时认识，揭示了草甘膦这样的有毒有害物质，恰恰在过去难于想象一万亿分之一超低微量范围，具有很强内分泌干扰、性激素干扰作用。 

市场上畅销的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油、玉米油、油菜籽油；含转基因大豆蛋白与转基因大豆油的国内外知名品牌婴幼儿配方、孕妇营养食品；转基因豆制品、豆浆粉等，添加转基因大豆蛋白的火腿肠、香肠、饺子等一系列冷冻食品、面包以及儿童喜爱的蛋糕、饼干；肯塔基、麦当劳用转基因油炸的食品、转基因豆浆、喂养转基因大豆、玉米家禽、家畜的肉等食品，皆可能让一万亿分之一超低微量浓度，其残留的草甘膦进入人类肠道、通过肠壁血液循环系统进入体内所有器官，进入孕妇体内的胎儿，种下“母细胞瘤”的种子！这就是前面我们提到了人类在没有终结杂草之前，杂草通过其顽强的抗性，可能借助于人类发明的转基因技术提前终结人类。

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掌握了改造自然的强大武器，农业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代农业以无机能的大量投入为标志，并使用上千上万的化学合成物质；生命科学的尖端成果如转基因技术也“入侵”农业。当前，大农药、大化肥、除草剂、添加剂、农膜、转基因是现代农业的“六大要素”。然而，人类开发的上述技术在提高了一定的粮食产量后，带来了一系列问题：耕地、地下水和空气被污染，食品安全受到严重影响，“六要素”变成现代农业的“六大害”。更严重的是，由于农业生产的少量利润被“六要素”瓜分，农民种地的积极性严重受挫，纷纷进城去打工，农业成为最不受欢迎的产业。

农业生产最尊崇生态学原理，古人所说的“六畜兴旺、五谷丰登”，恰说明农业生产不能离开了植物、动物、微生物与人类之间的密切配合。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思考农业，将上述被“六要素”夺走的利润追回来并还给农民，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土地升值，情景会怎么样呢？有人肯定说这是痴人说梦，但是，如果我们用足了生态学原理，充分调动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并不是不能实现的。实际上，据笔者调查，上世纪80年代山东局部地区的小麦亩产就超过500公斤了，那个时候只有一点氨水而已，“六害”远没有今天这样肆虐。下面，我们就以一个1000人、250户、人均耕地1亩的山东中等农村，来设计一个生态农庄，让其中的各项元素充分循环起来。其核心是利用生态学原理，增加生物多样性，告别农业“六大害”，以健康的食品赢得市场。 

由于远离了危害食品安全的“六要素”，并减少了化石能源使用，其产品质量大大提高。价格方面，我们就按翻一倍计算，上述产业中(毛收入)，初级生产为105万元，次级生产238万元，有机果蔬500万元，庭院经济125万元，第三产业300万元，这样全生态农庄的毛收入就可愈千万元。因为生产资料基本依靠农业生态系统自身提供，投入的仅为劳动力和部分机械能，生产成本大大下降，我们就按投入占毛收入的三分之一计算，该生态农庄也可实现年均700万元的纯利润。

在现代农业模式下，山东农民种植三季(小麦或大蒜、西瓜、玉米)，辛辛苦苦不说，纯收入不足1000元/亩，全部1000亩耕地也就收入百万元左右。这还是年景好的时候，遇到市场行情不好，入不敷出。生态学的办法实现了“一大于六”(一个生态技术大于六个现代技术)，且六七倍地提高效益，试想什么样的单一技术能有生态学这样的威力呢？全国农业哪怕仅5%的农庄实现了有机种养，产品优质能够优价，依靠城里人的自觉消费，就可为国家解决诸如环境污染、乡村能源、粮食安全、农民就业等等一系列复杂的社会、经济与环境问题。

希望有关部门认真研究一下生态农业模式，将涉农资金向生态农业倾斜；打造生态农庄，带动农民就业，在健康的环境下生产安全的食品；释放城市人群的消费潜力，让城市主动参与到乡村环境保护和国家粮食安全的行动上来；从源头减少乃至告别农药、除草剂和地膜等有害物质的使用，实现食物安全优质、零农残；改善乡村生态环境，让优质劳动力留在乡村，减缓城市压力，促进城乡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