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政府立法禁止高利贷？

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放开高利贷，对借贷双方确实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事，但对高利贷的批判和限制，说纵贯古今东西毫不过分。关键点有两个：一是借贷双方你情我愿，会不会对别人有负面影响？如果负外部性很强，决策者可以通过限制利息去追求社会最优。二是即使放开高利贷是社会最优，决策者可能也没有激励这么去做。限制高利贷可以是一部分人寻租的手段。两个方面，都可以解释一部分。这个答案应该比较全面了。

限制高利贷，一般是通过划定一个合法的利息上限来实施。这个上限和市场均衡利息，两者相对大小会决定限制对借贷市场有什么后果。如果这个上限比均衡利率要高，人头撞不到天花板，限制不会有什么影响。如果这个上限比均衡利率要低，会有一部分资金持有者不乐意出借。这时候影响主要有两点：一是总体借贷减少；二是条款更严厉，比方说，银行会要求更多的担保和更多的证明，但借到的钱变少，还款期限也变短。其它条件会充当“价格”的作用（Ostas，1976）。

此图总结了中世纪借贷双方隐藏“利息”的常用技巧，来自Koyama（2010）。

还有一点影响也非常重要，就是双方可能通过很多合同来“隐藏”利息。比如现在部分校园贷，钱到手前就要扣一部分“手续费”。中世纪欧洲，有一种合同叫Mutuum，把借贷和商品买卖挂钩：你从我这里借1000块钱，可以，但必须同时买一顶价值150块的礼帽。教会后来禁止了这类合同（Helmolz，1986）。更高明的，会把利息藏在诸如年金、合伙企业和海事贷款这类合同里，无论是订约，还是当局要来调查，又或是法庭要定罪，过程都会十分复杂（Koyama，2010）

这些后果对社会福利的影响都是负面的。因此，流行的第一类解释——限制高利贷可以提高社会福利都需要引入一些其它因素。比较早的解释来自Glaeser和Scheinkman。他们的逻辑是：人会面临很多风险，对收入影响可正可负。如果没有发育得比较好的保险市场，储蓄也靠不住，国家强制规定一个低利率，相当于补贴那些，收入遭受负面影响冲击的群体。他们可以用低一些的利率度过难关。如果收入风险和不平等程度都很高，这种补贴会更有效。

另一种解释来自Rubin。以基督教为例，正式限制高利贷是第一次尼西亚会议的决定。尽管3世纪下半叶时，已经有一些地区教会禁止了高利贷，但这不是全局范围的规定。当时罗马帝国的法律也是允许温和（moderate）的利息的，实践中比较宽松。Glaeser和Scheinkman的解释是把利息限制和金融市场缺位连在一起，但这不好解释为什么对高利贷的限制会时断时续。实际上，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按17世纪前后的司法档案，20%左右的利息也是得到法庭保护的。

Rubin指出：利息限制和济贫相辅相成。基督教会救济债务缠身的贫民。如果他们即将因无力偿债沦为奴隶，教会会帮他们还清。问题来了：如果有人兜底，一部分人就可能去追逐自己能力之外的风险。如果教会很难看出哪些人会这么干，那它就有激励去限制利息，限制资本市场。利息低了，放贷的人在挑选客户时就会更加谨慎，配给会把贷款导向有能力偿还的一方。这样，来领取救济的人里，因为追逐风险而落个坏下场的人群比例会下降，教会整体负担也会减轻。

Rubin借助早期基督教文献说明：从历史上看，基督教财力扩张，和救济规模扩大、救济甄别的严格程度，以及加强对利息的限制基本在同一时间段。道德风险角度的分析可以同时解释这几个现象。4世纪最典型的，反对利息的基督教学者，当属该撒利亚的巴西流和米兰的安布罗休。前者直接把借贷生利称做空中楼阁（castles in the air）。杰罗姆在论以西结书里也提到要把面包给“苦于饥饿的人”。Reed和Baker指出，这一逻辑也可以解释11-17世纪间，教廷对有息贷款态度的几次反复。

我们还可以通过历史上利息限制的强化/减弱，来观察利息限制对社会的实际影响。这方面的实证比较少（Temin和Voth，2008，2008；Zegarra，即将刊出）。前两篇文章研究了英国加紧利息限制：年利上限从6%，降低到5%。作者发现银行贷款利率确实降了1%，但单笔贷款金额明显上升（见上图）。同时，贷款者中，贵族比例明显上升。Zegarra研究了智利取消高利贷法的后果，结果是利息没有明显上涨，而借款者中，富人、官员等“精英”的比例明显下降了（见下图）。

当代的实证主要基于美国的领薪日贷款（payday loan），@温义飞 在他的精彩答案里有所介绍。这种贷款手续很简单，一般是拿工资单去专门店铺。如果要贷360美金，月利息是40美金，直接签一张400美金的支票就可以拿钱。利息很高，年化利率在400%左右。不过，每年都会有几百万人次去贷这个款。实证结果两边都有：领薪日贷款可以降低当地的盗窃案案发率和丧失抵押品赎回权的家庭数量（Morse，2011），也可能恶化工作表现（Carrell和Zinman，2014），增加无力偿还账单或破产的家庭数量（Melzer，2011；Skiba和Tobacman，2015）。

从这部分证据看，旨在最大化社会福利的决策者，对高利贷态度如何并不明确。一方面，取消限制，确实能让一般人更容易借钱，也可能改善社会治安，因为一部分本可能铤而走险的人有了融资渠道。另一方面，高利贷确实会让很多个人或家庭陷入泥淖，讨债者也常常使用很多踩在法律边缘，为道德所不容的手段。哪一块对应的社会福利更要紧，不同时期，不同社会，都可能有差异。如果是为了解释对高利贷的限制为何可以长期存在，寻租也是很不错的视角。

这一角度最早的解释来自Ekelund、Hebert和Toliison，这里的逻辑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大斗进，小斗出”。三位作者指出：通过限制利率，教会在自己要借钱的时候可以要很低的利率，节约融资成本。可是，如果有人无可奈何要向教会借钱，他们要承担的利率并不低。三位作者发现：教廷向意大利银行家借款，利率大致在2.3%到6.6%之间。而在英国，向主教借钱的僧侣，如果把需要承担的利息和费用统一折算，利率在16%-21%之间。这是笔利润丰厚的生意。

没收放贷者的财产也是生财之道之一。1100-1500年，教廷将高利贷分成“有特定受害者（certa）”和“无特定受害者（incerta）”两种，前者的非法所得要补偿受害人，后者的非法所得应该救济穷人，或用于“虔诚目的（pious purposes）”，说白了就是捐给教会。Galassi发现放贷者死后将财产遗赠给教会的比例更高，他的研究题目就叫“购买天堂的通行证（Buying a passport to Heaven）。同时，世俗政权也会参与这种有利可图的执法，谴责和打击高利贷犯罪，在商人死后将非法所得充入国库（Becker，1957；Koyama，2010）。

除了当权者，富人和法律工作者也可以从限制高利贷中获益。前面提到，高利贷会提到贷款利率以外的“价格”，要求更多抵押，或者缩短借款期限。如果限制很严密，能够掏出充足抵押品，或者有很高声望及名誉的这部分富人就会从中获益，因为和他们竞争贷款的人变少了。前面展示的实证结果印证了这一点。规避法律条款需要借助年金、合伙或海事条款等工具，但相关的法律条款极其复杂，常常是家传手艺（Koyama，2010）。因此，这一领域的法律工作者可以从管制中获益颇丰，而雇用他们的价格，通常也只有富人才承担得起。

这一点也有实证。Bodernhorn的研究说明：尽管纽约州在19世纪规定了贷款利率不能超过7%，但还是有银行会收取超过这个水平的利息。利率限制增加了单笔贷款的数量，同时有不少客户会和银行签长期协定，约定借款数量和利息。银行会提供融资渠道，客户也不会因高利息起诉银行。以小额贷款为主的用户很难应用这些工具，他们缺乏资产和声誉来做出可信的承诺。

Benmelech和Moskowitz的研究应该是截止到目前，对这一问题实证最彻底的一篇。他们发现19世纪，美国各州利率限制的强度，包括限制的利率水平和违反限制的罚款数量这两个维度，和当地政治精英的利益密切相关。政治学家发现限制选举权的法令，可以反映精英的政治势力，从上图可以看到选举权法和利率限制有相同的变化趋势。两位作者进一步发现：利率限制的强度，和当地精英政治势力，以及融资成本都有密切关系。当地政治精英势力越强，金融市场集中度越高，或当时市场融资成本越高，利率限制就越可能收紧。

对这些结果比较合理的解释是当地精英通过操纵利率限制，来维护自身利益。政治势力越大，操纵的能力就越强；融资成本越高，收紧利率限制，挤掉一部分竞争者就越有利可图。两位作者进一步发现；操纵利率更符合金融行业以外的精英的利益。政府确实会考虑高利贷会社会整体福利的影响，但政府的个别成员，以及一些与政府有密切关联的人，还有特定行业，有激励去推动限制高利息的政策。这种做法实质是抬高了进入壁垒，在贷款上附加了更偏向他们的要求。

总之，社会福利和寻租都可以解释一部分限制高利贷的行为，单一解释很难让人满意。评估这一政策的福利效果需要谨慎：我们容易看到因借高利贷陷入困境的案例，但我们可能低估通过高利贷成功“过桥”的比例；我们也可能只注意到高利贷纾解困境的功用，而看不到确实有很多人做不好长远规划，最终陷入泥淖。另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个人很难从金融市场融资，他们可能转而寻求宗教或宗族的帮助。Chen就发现印度尼西亚金融危机促进了伊斯兰教在当地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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