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四年，最好与最坏的年代
一九九四年，王菲二十五岁，在红磡连开了好几天演唱会。该年，一个记者问她：“你目前最大的烦恼是什么？”听清楚问题后，她低头一笑，脸上同时带着一个二十五岁女青年的害羞与自得，说：“最大的苦恼啊，这个，应该是我现在太红了吧。”
该年的春节联欢晚会排练上，王菲因为现场演唱效果不合格而被刷下。春晚导演郎昆在该年履新，他对春晚真实舞台效果的要求近乎苛刻，不仅强调真唱的重要性，甚至将放音乐带伴奏改为现场乐队伴奏的形式。年三十的晚会上，马俊仁与他执教的长跑团队受到以主旋律专业户黄宏为首的，铺天盖地的赞誉。台下的现实世界中，据称是“马家军独家秘方”的生命核能口服液广受追捧。这一年，保健品和减肥药行业蓬勃发展，“太阳神口服液”的威名震动了整个南中国，并深入黄河以北，成为遍布全国，如过江之鲫般的下海个体户们仰望的新标杆。见微知著，随着经济的发展，内地城镇市民在生理上超越温饱的需求已经不可阻挡。
该年的春晚还试图邀请处于退隐状态的邓丽君，但被后者婉拒。在八十年代，邓丽君的歌声为绝大多数内地青年人打开了一个新世界的大门，王菲本人在一九八五年的出道专辑《风从哪里来》 内的曲目就全部是对邓丽君的翻唱。当然，对于王菲而言，没有进入一九九四年最后的春晚名单也并不影响自己走入事业的巅峰。在本年，大陆已在试图向港台进行反向的文化输出了。冬天，何勇站在红磡舞台上高呼：“香港的姑娘们啊，你们漂亮吗？”他与同台演出的窦唯、张楚等人的大气表现多少减轻了此前他因“四大天王是小丑”的失语而在苛刻的香港媒体那里丢掉的印象分。在这一年与窦唯确立恋爱关系的王菲则以“王靖雯”为名在台湾发行了新专辑《迷》，累计销量近百万，主打曲目《我愿意》名噪一时，获得齐秦、费玉清等大咖的翻唱。
在两岸文艺交流欣欣向荣的同时，暗影也在暗中滋生。一九九四年三月，杭州西郊千岛湖上，二十余位台湾游客被劫财的匪徒劫持后，在游船上全部烧死。这一恶性事件给两岸关系抹上阴影，台湾方面对大陆态度方面的民调大幅度冷却。虽然大陆方面对此感到委屈，认为这只是单纯的刑事案件，但此次事件确实也是大陆九十年代中期社会治安失调的客观反映。公安部的统计称，该年全国立案74万起，大案27万起，比一九九三年同比增加达到惊人的20.1%。八月十二日，公安部严打整治办公室宣告成立，在八十年代曾令人风声鹤唳的运动式执法故技重施。
同年夏天，王菲与梁朝伟、金城武一同主演的电影《重庆森林》在香港上映，王菲饰演一名性情自然纯真的店员女孩，其表演获得一致好评。和王家卫的其他电影一样，在迷离飘渺的镜头语言与充满疏离感的角色背后，电影的旨趣大抵仍然是表达在香港这样充斥着钢铁丛林的现代化城市中，作为个体人类的渺小、异化与孤独。
一九九四年，新中国第一部情景喜剧《我爱我家》正式上映。剧中，香港照例作为遥远、发达的彼岸形象存在。宋丹丹和杨立新饰演的北京夫妇抽中了“香港七日游”的大奖，却被开奖的骗子公司以“手续太麻烦，还是九七年香港回归以后再去吧”的借口搪塞。他们的女儿则迷上了风华正茂，刚刚塑造了程蝶衣一角的张国荣，在房间里摆满了后者的海报。在剧情中，这对夫妇虽然已经结婚生子多年，但仍与长辈与兄弟同住一间大房子，来源是长辈单位的分配。该年，统计数据称，北京城近郊区房价需要710~1099元/平方米。住房公积金制度在上海试行三年后，于一九九四年开始在北京正式施行。这年，大陆城市化进程如同腹中胎儿，虽然已经初见雏形，但还远远没有成熟。对于《重庆森林》这样反映都市青年人疏离与孤独的电影，观众有足够的生活背景去接受、取得对类似主题的共鸣，还要等到多年之后。
不过，在一九九四年的中国电视屏幕上，稚嫩的城市新中产已经开始试图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除《我爱我家》之外，佳作层出不穷。以王朔小说为底本，长度仅八集的《过把瘾》讲述了一个发生在一对城市青年男女间的爱情故事，爱情是剧情中最重要，也是唯一的一条主线。屏幕上，二十七岁的江珊大声喊出：“说你爱我！”躺在床上的王志文则露出坏笑，说：“我恨你。”
一九九四年，爱情情节本身当然早已不再是禁区，但以爱情为唯一表达对象的电视剧集在当时仍算得上旧有观念的有力挑战者。对于上一辈来说，这一年在电视屏幕上影响更大的是《三国演义》电视剧，这是举国体制在电视剧工业上最后的余晖。
本年，新旧时代间的撕裂与张力在永恒的经典《我爱我家》里亦有着明显的体现。本剧理论上的主角是满口官腔的退休老局长傅明，但前半部的大量戏剧冲突来自于长期出入于咖啡厅、饭局的个体户，梁天饰演的贾志新。与后来的英达式流水线喜剧大量采用罐头笑声不同，《我爱我家》大多数背景笑声直接来自于观看现场录制的观众。编剧梁左拒绝了邀请老北京胡同住户当观众的提议，他认为只有北京高校的大学生才能最好地理解他在这部剧中埋下的“梗”。事实如他所想。
一九九四年，大学尚未扩招，虽然学生已不再过于关心政治，而是沉浸于麻将桌与托福单词的两极，但理想主义仍未全部消逝无踪。该年，国家教育委员会和央视联合举办了一场大学生毕业晚会，全程现场直播，观众与演员都是当年毕业的大学生。这是新中国第一场，也是唯一的一场完全由毕业大学生参加的，向社会公开的晚会。晚会主持人是杨澜，代表北外登台的何炅自导自演了小品，老狼则弹着吉他，唱了《同桌的你》。这是这首歌第一次出现在大规模的公开场合。
这一年也是李克强的毕业季。该年，他取得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毕业论文题目为《论我国经济的三元结构》。在论文中，他提出观点，认为由于特殊国情的限制，中国不能照搬发达国家农业社会一步走向现代工业社会的传统模式，而需要存在一段过渡时期。其中，农村工业部门的扩张以及农村人口向小城镇的转移将成为重要的枢纽与窗口。在这篇论文完稿的同年，统计显示当年中国城镇居民的基尼指数为0.37，农村居民则为0.411，均已比十年乃至五年前有了较大程度的恶化，而这一数据还将在九十年代中后期继续飙升。
城乡内部间已日渐拉开差距，而城乡之间的分化也日趋严重。于一九九四年举办的第十五届“飞天奖”上，反映农村改革的《沟里人》、《农民的儿子》、《吴福的故事》、《秦川牛》等剧集都获得各项大奖，主流媒体例行公事地转发通稿，赞扬这些电视剧反映了中央“弘扬主旋律，坚持多样化”的指示云云。但本年遍布中国的2.8亿台电视机中，大部分拥有者毫无疑问是城镇居民，这些剧集理所当然地没有在收视率上掀起任何浪花，很快便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后人追忆一九九四年的文化生活时，当然也不会提起这些曾经占据报纸版面的名字。
《活着》、《大话西游》、《阳光灿烂的日子》，这些璀璨的名字都诞生于一九九四年。这年，闪耀在文化天穹的明亮群星常常让我们忽略背后灰暗广袤的夜空。文化战线上，面向出版物，以消灭铅字为目的的“扫黄打非”工作正全面开展，其力度不亚于与此同时，治安上以消灭肉体为目的的“严打”。统计显示，一九九四年前九个月，全国共收缴违禁书刊594万册，据称，其中66万册为“淫秽书籍”。与缓慢而坚定的城市化进程并行，一个时代的审美也正在经历转轨期。和稚拙青涩的八十年代不同，文化市场不再由精英一手把持，那么尊重市场经济的需求，出版物泥沙俱下就成为必然。市场让前一个十年曾经呼风唤雨的知识分子陷入自我认知的彷徨，他们有的投入大潮中，更多则在勉力寻找自己的支撑点。回归传统成为一时的潮流，书店里，《唐诗鉴赏辞典》取代了加缪与福柯的著作，成为知识分子的最爱。同样，也有那些理想幻灭后无根的漂流者。一九九四年，周伟与李缇抵达柏林，余红在去武汉的路上。北岛则试图从美国返回中国，在进入中国海关时，他被扣留，不久后被遣返回美国。这年，他在《下一棵树》中写道：
我们游遍四方
总是从下一棵树出发
返回，为了命名
那路上的忧伤
北岛从此在加州教书。二零零三年，父亲病危时，他悄然回国看望，并旋即再次离开。这一年，即将卸任的上一代经济官员开始检讨过去十年改革的得失。数据显示，自一九九四年实施分税制改革以来，十年后，中央年财政收入增长16.1%，地方收入增长19.3%。官方口径认为，这说明改革实现了中央与地方的双赢。
一九九四年，作为对八十年代以来的向地方政府下放财政权的反思与修正，朱镕基主导下的分税制改革全面展开，中央财政得以全面扩张。这在当时与后来造成了极其深远的连锁影响。一面是强干弱枝，一面是继续深化市场经济，这成为日后“中国模式”这一模糊概念的基本雏形。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成为新的刺激点，数年后，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全面推行，《我爱我家》中那个单位分配住房的时代彻底成为历史。这导致城镇住宅进一步成为地方政府的支柱产业，与城市化进程互相映照，为今天一线城市令人咋舌的房价埋下遥远的伏笔。
在一九九四年，随着席卷国企的机构改革，“下岗”的狂风就已起于青萍之末，北京上半年即有下岗职工近10万人。大量富余劳动力被流放到社会上，造成了地方政府的极大负担。一九九四年的税制改革后，中央政府手握向地方税收返还的权力，地方更无抵抗的资本。于是在九十年代中后期，国企改革日渐深化，下岗职工则就此成为“沉默的大多数”，成为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社会沉降的一支灰色力量。
国企的大规模裁撤还像多米诺骨牌一样，给下一辈人带来新的后果。国企不再有定点接纳大部分应届大学生的能力，九十年代中后期，大量应届大学生进入自由就业市场，与下岗职工站在同一平台上进行竞争。对决策者而言，如果待业的青年人再进入已经饱和的求职市场，后果难以设想。于是，世纪末前，高校大规模扩招开始，社会上的废物变成了学校里的废物，大学生不再是之前代表知识与文明的，神圣的名词。
高校招收人数在不断增多，而与上一辈人相比，一九九四年的新生儿的同龄人反而在削减。该年，统计数据显示，全国人口出生率已经由一九七零年的33.43‰下降至17.7‰，人口自然增长率则由25.83‰下降至11.21‰。城镇家庭规模与年轻夫妇的生育意愿进一步下降，一直到今天都没有再次回升，而该年，农村的强制计生仍然如火如荼。一代独生子女的情感淡漠造成他们对情感共鸣与亲密关系的渴求，加上经济发展，城市化，房价，扩招，这一切构成了当代年轻人焦虑、彷徨的近虑，而这一切都在一九九四年种下远因。
一九九四年四月二十日，中国全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因此该年一般被认为是中国互联网的元年。但并不是每一个先行者都能意识到信息技术在未来将爆发出的能量。这年，王小波用自己编写的文字编辑软件写出的《黄金时代》经过波折后，终于在大陆出版。张朝阳刚从美国归国，丁磊注册了自己的第一个yahoo账号，张小龙从武汉毕业，决定去广州做一名程序员。由于缺乏实际生活中的深入交流与观念表达，网络代表的虚拟空间给很多青年人带来了心灵上的寄托，当然包括一九九四年出生的这一代。今年，按照正常学制，他们将本科毕业，汇入人群的潮水，试图去讨生活。在一个春季的下午，其中一个人查阅了一些历史文献与回忆录，发现自己出生的那年发生了这样一些事，于是写了一篇不知所云的文章。说起来，他的目的无非是在一个不是最好，也不是最坏的年代中，通过回望过去，聊以自慰而已，我们很难从中找到更崇高的意义。
（注：本文首发于我和几位朋友共同运营的个人微信公众号“苔原”，在知乎专栏发表时，有少量删节。）
